【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 |
俞可平:敬畏民意是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 |
http://www.CRNTT.com 2012-04-16 09:26:02 |
俞可平:在我看来,乌坎的村民选举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主要是因为此前发生了所谓的“乌坎事件”,而不是因为它在基层民主方面有多少突破。其实,村民自由投票选举村级领导,这本来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题中之义。我多次说过,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现阶段,基层民主的重点不应当再放在村一级,而应当逐渐转到乡镇和县市。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但不是民主的全部意义。基层民主的突破,还有赖于整个基层治理机制的改革完善。 华商报:你曾经特别强调,社会管理不是统治而是治理,但治理必然就需要政府和官员向社会让渡一些权力,那是否能够将社会管理创新解读为,也是一个政府自我限权,自我约束的过程?这最终是否指向了公民社会? 俞可平:过去我们的理想政治是“善政”或“仁政”,即良好的政府治理;现在我们的理想政治是“善治”,即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是政府与公民的共同治理。这样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只有在公民社会十分强大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从某种意义说,民主政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这也需要一个健康和强大的公民社会。 中央指出,社会管理创新的总原则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我认为创新的重点应当是后面八个字,即“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将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民的社会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让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公共治理和社会服务职能,是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 (乌坎事件:2011年9月,在广东汕尾乌坎村发生的一起因村委会出让土地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事态一度严重。其后广东省派驻工作组进村,最终妥善处理了相关问题,乌坎村最终在2012年3月3日实现了一次公开透明的选举,全村村民一人一票选出自己的村委会。) 俞可平观点摘录: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 ■公民参与需要公民自身具备必要的素质,但更需要合适的制度环境。现在有些人以公民素质不高来反对推动民主政治,这是完全不对的。这种观点本末倒置了。政治制度与国民素质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制度决定公民素质,而不是相反。 ■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系统会越来越强大,政府要日益还权于社会,社会自治变得日益重要。人类的政治理想也逐渐从“善政”走向“善治”,即从“好的政府”,转变为“好的治理”。这种社会发展的规律,纵有天大的“中国特色”也不会改变。 ■解放思想不是因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空谈,关键要取得效果。我认为,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 ■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是“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有”的试金石,也是民主政治的试金石。 ■离开民主去谈论自由、平等、人权,就像离开市场经济去谈论自由贸易一样不得要领。 ■我一直认为,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重点,将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随着改革中心的逐渐转移,改革的难度也将显着增大。在一些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改革必须有所突破。特别是在事关民主法治、社会公正、生态治理、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官员廉洁方面,改革日益呈现出不进则退的局面。 ■东西方国家在合法性方面遇到的严重挑战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政治合法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正在从福利、民主、善政等转向善治。我认为,善治将是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仅有民主,不足以保证善治;没有民主则不可能有善治。 ■政府没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观条件是一种重大失职,但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公民的幸福,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公民的幸福,则是相当危险的。 |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