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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如何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http://www.CRNTT.com   2012-07-03 08:57:43  


 
对待西方学术的正确态度

  从方法论上说,中国知识分子更是需要学习西方。正如在科学和工程,大部分方法论是普遍的工具。尽管中国知识分子也需要在创造新研究工具方面努力,但对西方已经发展出来的工具则可以大量“进口”。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区分作为方法论的工具,以及应用这些工具所产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应用他们的科学方法,观察和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而发展出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这个意识,大量接受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视其为普世的,简单地把它们应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或者试图影响中国的实践。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知识行为。

  当然,无论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还是知识传播的角度,知识进口仍然会继续,也属需要。但是,如果要创造负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知识认同问题。没有这个认同,就很难去理解自己身处的社会。

  在方法论层面,人们还必须指向培根时代就已经开始发展出来的实证和实验传统。知识不负责任,和创造知识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联。在文艺复兴之前,神学对社会的毁灭性影响在于其规范性、不可证实性。当一种不可实证的规范性知识体系,被用来改造人类社会的时候,就经常会给人类带来悲剧。很显然,这样做,会演变成一种“削足适履”的局面,就是改造人类社会,使之符合某一个想象出来的价值(理想状态)。

  在中国,这种倾向性尤其严重。中国传统以儒家为核心的主导知识体系,就是一种规范哲学,它强调的是“应当怎么样?”的问题,而非“实际上怎么样?”的问题。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真正确立这个实证哲学传统。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切仍然是规范性的,而非实证性的。马克思强调,哲学家的两件任务,第一是解释世界,第二是改造世界。这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懂得世界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之后,才能去改造世界。很显然,解释世界是实证哲学的任务,而改造世界是规范哲学的任务。如果没有解释世界这个前提,改造世界很可能会对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专注于规范研究而忽视实证研究,也容易导致知识分子对自己、对其他事物的道德化。不难发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人们往往抢占道德高地,把自己无限道德化,而把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不接受自己的价值的他人无限妖魔化。今天中国社会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是双方从“规范”看自己、看他人的结果,是知识领域的“阶级斗争”。

  概括地说,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要创造负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知识分子的“去三化”是前提,即去政治权力化,去经济利益化,去思维被殖民地化。这“三化”也是中国真正确立自己的社会科学的前提。这个任务很艰巨,但必须完成。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国才能在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找到具有普世性的共享价值。只有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统一起来之后,中国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

  本文是作者“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的知识群体向何处去?”研究报告节选的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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