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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改革的“不”选择及其前景

http://www.CRNTT.com   2012-10-09 09:28:42

第一，中国呈现苏联道路。这种情形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上的长期滞胀，社会的低度发展，政治上的长期专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中国脱离了计划经济模式。但在西方，人们则担忧中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以变相的形式回归这种模式。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大举扩张，国家资本主义再次占据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经济体制运作过程中的政治性越来越显然。 　　同时，面临不断恶化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存在着国民经济再次军事化的危险。尤其是，一旦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军事竞争，这种可能性就会遽然增加。也和苏联一样，执政党有可能一方面从国有企业中获取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从对外的民族主义中获取政治合法性。在政治上，尽管有不断的领导层的代际变化，但并无结构上的变化，专制制度得以继续。 　　第二，中国呈现可持续的权威主义道路。这种情形和第一种不同。第一种情形是一种刚性的专制制度，这种情形是一种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和发展制度的权威主义性质，强调其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的管制和治理功能。但这个制度具有足够的伸缩性，可以根据现实的情形“与时俱进”，对现存制度做些调整和修补，甚至可以在一些领域做些变革，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导致结构意义上的体制变化。 “增量改革”并不可行 　　第三，中国呈现出渐进政治变革道路，最终走向西方式民主政治。这种看法比较乐观一些，流行于海内外学者和政治人物中间。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第二种观点的继续和延伸。这种观点相信，随着权威主义政体不断引入各种不同的点点滴滴的改革，也就是“增量改革”，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就是政体从权威主义转型成为民主政治。 　　不过，一些人并不认为，“增量改革”能够应付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乃至危机。如果停留在点滴的调整，可能最后会导致大危机。同时，他们也不相信“增量改革”会导向政体的质的变化，促成中国转型成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要求中国政治结构上的转型，而“增量改革”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消化西方式民主化的压力，维持其权威主义本质。 　　第四，中国出现激进变革甚至走上解体的道路。确切地说，这里的“解体”是指共产党的解体，而非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解体。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有关中国共产党要“解体”的预测和观点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些作品就直接使用“中国解体”作为题目或者书名。西方一些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一直在预测共产党的寿命，是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中国国内的一些自由派甚至左派的知识分子，也倾向于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实际上很简单：他们的确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甚至危机；他们也看到了中国“无改革”的局面；“危机”和“无改革”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局面，结果必然是激进的变革和革命。 　　从规范意义上说，他们也希望中国发生激进的变革甚至解体。对自由派和左派中的基本教义派来说，共产党的解体的确会“殃及”社会，因为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社会力量没有得到发展，并没有自治的能力，一旦政治出现动荡，社会必然失序，出现无政府状态，从而有出现无穷的暴力的可能。但对基本教义派来说，即使是这样，解体仍然有其价值所在。在他们看来，制度解体的价值，在于解体之后会出现另外一种制度的可能性。对自由派来说，这种可能性指的是他们所期待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对左派来说，解体的价值在于有可能发生另外一次他们所期待的左派革命，再次确立他们所期待的左派制度。实际上，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本身就宣称保留暴力革命的权力，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存制度而确立他们理想中的制度。近代以来，中国长时期的革命经验，已经把革命意识深深植根于一些人当中，尤其是那些对现实极度不满而又怀有极度理想的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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