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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纠结的“诺贝尔伦理”

http://www.CRNTT.com   2012-12-13 11:38:23  


北京时间11日凌晨,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上发表获奖感言。
  中评社北京12月13日讯/近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发表的一些言论引来了不少人围观,赞成者与非议者互不妥协,在国内形成了可以叫“莫言争端”的现象。就此,南方网今日刊载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练军的评论文章“令人纠结的‘诺贝尔伦理’”,内容如下:
 
   近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发表的一些言论引来了不少人围观,赞成者与非议者互不妥协,在国内形成了可以叫“莫言争端”的现象。

  如果发表言论的是其他人,甚至是两个月前尚未被宣布授予诺奖的莫言,那是否还会广受关注并酿成滔滔舆论,就不无疑问。是故,莫言争端的出现,与其说是因为莫言的言论,毋宁说是缘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新贵身份。

  作为第一位中国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被社会大众寄予了厚望,被期待担当起为政治正义而呐喊的所谓“诺贝尔伦理”之职责。但莫言认为,有的作家愿意回答政治问题,有的作家不愿意回答政治问题,这是作家的自由。他强调自己属于对政治没有研究因而不愿意回答政治问题的作家,并建议大家“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莫言在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的同时,并未像社会公众所冀望的那样同时“领取”为政治正义发声的“诺贝尔伦理”。民间社会出现莫言争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其实,所谓“诺贝尔伦理”,到底包含哪些内容,甚至有没有这个伦理,都是可以讨论的,至少诺贝尔奖官方未曾正式提到过这个问题。社会大众对“诺贝尔伦理”热切期待,其背后实际上是对“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 oblige)”的渴望。

  “贵人行为理应高尚”,原是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制社会中的一种贵族文化。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看来,“贵人行为理应高尚”包含着两层含义:一,具有较高自然禀赋的人们的利益,应限制在有助于社会的较贫困部分的范围之内;二,那些较有特权的人们负有把他们更紧地束缚于一种正义制度的职责。简言之,贵人就应该顾及社会基本的平等公正,并使自己的一切言行符合政治正义制度之基本原则。

  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用“很像一个童话”来形容。尽管莫言一再声称,获奖之后他依然是农民的儿子,但这个“童话”已经使他华丽转身成为一位贵人。对于这种身份的转变,莫言有切实的体悟。他说,获奖之前他在北京街头骑自行车没人理睬,但获奖之后他出现在北京街头,就有好几个姑娘追着他照相合影。同是莫言,但过去和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根本原因在于获得诺奖犹如黄袍加身,人未变但身份变了,由一个作家变为一位“贵人”了。

  但身份的突变并不必然意味着有关的道德理念、公共精神及生存哲学随之迅速升华。瑞典文学院在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不可能附带授予他符合所谓“诺贝尔伦理”的道德理念、公共精神和生存哲学。甚至莫言本人想在获奖之后改变自己,像民间社会想象的那样去履行诺贝尔伦理,亦不容易。毕竟,小时饱受饥饿、大时几经风浪的莫言,心理年龄像他的实际年龄一样大,甚至大得多,个性心理已然成熟至顽固程度,要改变绝非像授予诺奖这种物理行为那样简单。

  人生中经历的大灾小难,早已让莫言变得老成世故,使他养成了独特的生存智慧。像绝大多数当代作家一样,莫言并没有通过文学完成“救赎”的梦想与使命。天要降诺奖于莫言容易,但要改变莫言的生存哲学则难矣。

  既然难,那社会民众就不应强莫言之所难,不应要求他立即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履行“诺贝尔伦理”的职责,并立即“开始一种关于美德的战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是诺贝尔伦理的信徒,而仅仅是一个乡愿作家,这诚然遗憾之至。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乡愿没有错,乡愿更无罪,还是由它去比较好。外界对此的争辩也许有利于政治正义的启蒙,但应坦然接受文学才情出众的莫言对这种启蒙了无兴趣的事实。

  “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是作家,就是一个高尚的人。”莫言对作家群体的如许认定,或许亦可视为对他个人人生定位的不经意表白。生活中的莫言是个谦谦君子,但他是否具有贵族意义上的高尚品格,则值得怀疑,尽管诺奖已经使他身不由己地成为一名贵人。

  贵人行为理应高尚,这在贵族文化的发源地欧洲亦充满着不少想象成分,不高尚的贵人所在多有。对于莫言的所谓“不高尚”,大可不必义正词严地苛刻批驳。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正义的缔造者,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非正义的受害者一样。与其谴责那些所谓的“不高尚”之举,还不如我们每个人自觉地用自己的高尚行为去培植那种造就“贵人行为高尚”的文化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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