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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制改革是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前提

http://www.CRNTT.com   2013-03-12 09:01:57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3月12日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今天在联合早报撰文《城市体制改革是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前提》指出,从历史的经验和城市化现实环境来看,城市化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以人为本,而中国城市化以人为本的目标并不明确,如果能够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城市化里面来,并且成为城市化的优先考虑,那么就必然会产生方方面面的“新型”来。在城市化过程中,那些关乎人的因素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近来,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最高议事日程之一。理由很简单。无论是通过建设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通过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而达到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城市化。

  不过,从目前的讨论看,大多聚焦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少谈甚至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在一些政府经济学家和各级政府官员对城市化的讨论中,人们不难感觉到国内生产总值(GDP)主义的迅速回潮。城市化不再是通过体制改革而获取红利,而是通过城市发展而获取红利。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然不容怀疑,经济发展对城市也非常重要,但如果仅仅强调城市化,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市化就会带来无穷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从中外城市化历史看,简单的城市扩张可能会造就巨大的短期利益,但从长远看不仅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导致各种城市病。在中国动员式的制度环境中,如果城市化不当,不仅会促成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可以因为环境的遽然恶化而对人民的生活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城市化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红利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而实现。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大主题。中国传统上是农业社会。尽管近代之前的数千年历史中,中国也发展出了无数城市,但因为缺失西方那样的工业化和与之关联的城市化,中国农业社会的大局从来就没有被改变。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但也没有改变农业社会这个基本事实。从深层次看,这一波城市化的代价极高,很多制度设置实际上是反城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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