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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

http://www.CRNTT.com   2013-08-07 11:37:40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幷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幷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幷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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