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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为何能被迅速动员起来并充满暴力倾向 | |
http://www.CRNTT.com 2013-08-22 12:10:47 |
所以,红卫兵的造反(或至少其“成形”和一度“奏效”)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造反的过程并不是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后来也一直是在“受控”过程中的造反,到最后结束也是“被命停止”。在这一点上,红卫兵和1960年代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年轻人造反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发生得更早,却像是“1960年代精神”的一个异类。他们和中国五四时期的青年乃至1957年的“青年右派”也不一样,1957年的“右派大学生”,虽然基本上也还是拥护社会主义,但也追求自己的某些自由民主理念。而后来蜂拥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是在比谁最左、最红、最忠于和拥护毛主席。他们很难说拥有或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和红卫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们也都擅长打“语录仗”,还要时刻准备听从“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他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造反,是因为有当时权力和威望都达到同样“史无前例”顶峰的最高领袖的支持。红卫兵成了文革运动的急先锋,但或许也仅仅是用作急先锋。这次文革运动的动员者不是政党组织,而是政党的最高领袖撇开了组织,直接以自己的无上权威和卡里斯玛的魅力进行动员。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对红卫兵说“要武嘛”。于是,红卫兵的大串联将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 的确,当时的许多红卫兵常常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为榜样,但当时的环境其实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知道的是,恰恰是今天的“毛主席”使他们不可能再效仿过去的“毛润之”了。他们以为是自己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在这“苍茫大地”上,其实并非他们,而还是主席在“主沉浮”。就像有人评论说,红卫兵运动因为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为他1968年7月28日召集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的座谈会戛然而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 然而,即便客观上“受控”,当时的红卫兵是否主观上感到他们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呢?的确如此,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可以“无所不为”甚至“无所不能”的感觉。这就涉及到红卫兵的第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释放。青少年时期的生命力洋溢,这段时间的反叛倾向可能是一种天性的冲动,对周围一切压制他们的东西会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当年的红卫兵造反,尽管事后看是一种“受控的造反”,但身处其中却并不自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的确表现出许多年轻人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我记得当江西全省“保守组织”总部的门匾被砸之后,造反派红卫兵故意在门前的广场送去了许多各色材料制成的“门匾”,写了许多对联、“挽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古典文学之大规模应用的洗礼。又有一夜,我去省会的中心广场参加一个数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集会,当时的中央文革还没有明确表达支持哪一派,集会的气氛有一些压抑和悲愤,但又依旧很浪漫,甚至有抑制不住的欢乐。“革命是盛大的节日”,周围的红卫兵跳着舞,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歌曲,而同一个阵营的红卫兵也都亲密无间。我年龄小,到后半夜熬不住就睡过去了,晨光熹微的时候突然醒来,发现有一面红旗、还有不知谁的一件外衣盖在了我的身上,其他人也大都睡着了,少男少女们在晨曦中显得无比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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