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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的竞争是国际人才的竞争 | |
http://www.CRNTT.com 2013-10-08 14:07:58 |
李山:留学生的使命与责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李山: 谢谢!我是1981级的学生,没有机会下乡,那时知识青年下乡已经结束了。我出生在四川偏僻的山区里,从小在山里长大, 所以我的名字就叫李山。但我很幸运,改革开放给了像我这样的,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山的孩子一个事业成长,报效祖国的机会,荣幸赶上了很多第一: 首先我1981年考清华大学,当时还没有经济管理学院,是经济学管理系,整个经济管理系在四川招一名学生,我很荣幸地考上了,而且我成为我们县历史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这是我们县的第一。 到1984年时经济管理越来越重要,所以教育部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是朱镕基总理。清华大学是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地方,所以有团组织、学生辅导员,都是专职的留校老师担任这个工作。那一年要在本科生里找一个学生出任清华经管学院的团委书记,所以我很荣幸地当选了。现在有很多学生讲不平等、拼爹,我父亲小学文化程度(是家里文化最高的),但到清华大学不光没有受到歧视,而且受到了很多培养,所以我对清华大学非常感激。 当时清华大学是五年制,所以我1986年毕业。1985年时我面临着很多机会,这时正好是改革开放没几年,国家觉得学习西方的经济和理论实践非常重要,所以国家教委搞了一个项目:专门选拔高校研究生,选拔一批人到美国和加拿大学经济学。事实上现在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我相信有一半以上是从这里出来的,我是学经济的,读的很多东西是西方的,感觉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从理论和实践有关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决定去国外留学。所以1986年通过考试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经济学博士,在这个学校我也创造了一个第一。中国的学生都很优秀,但加州大学的校董会的奖学金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拿到。当时我出于需要,因为我虽是公派的,但不是公费,我要用钱而没有钱,家里也没有钱,当时出国穿的衣服都觉得给国家丢脸,所以国家教委给了我们800块钱置办费,买衣服穿,但我舍不得花,就给了家里人。当时我到了校园就没有钱,因为生活所迫就去考这个奖学金。结果我很荣幸,成为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上第一个大陆学生,不仅不用工作,学费、生活费用都包了,所以我对美国纳税人很感激(加州大学是公立大学)。 我读了一段时间,成绩很好,全A,发觉这个好像不够挑战,很犹豫:是在这儿继续念还是转学?如果在这儿继续念就可以很快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就回国;另外觉得自己还没有上最好的学校,对经济学理论还没有深入地掌握,甚至觉得经济学本身太理论化,与现实差得很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想使我选择到其它学校。所以1988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学城市规划专业(当时的想法是回来做一个地方官之类的)。不过当时我很荣幸,大多数中国学生在外国政府内部工作的很少,在校期间基本上没有,当时我觉得学城市规划,以GAS(计算机图象)为基础做城市规划,这在当时的全美国最少,并且美国波士顿市政府想用这个东西,到麻省理工学院找人。当时我也是因为生活所迫,有学费没有生活费,所以我跑到美国加州州政府和波士顿市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差距太大,美国州政府到地方上去,他们把数据给了我们,但没有请吃一顿饭,让我们走了(如果在中国,上层领导到县里去那绝对是种种欢迎、种种款待的)。这让我印象深刻,从技术到文化,美国的城市规划跟中国的城市规划差距很大。而且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工科出了很多人才,当时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还健在,还在教书。在麻省理工发现经济学很有用,之前觉得没有用是因为我没有看明白,所以我决定转会申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经济学。所以我用了7年时间学了三个博士课程,最后只是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效率很低下,但是也确实长了不的见识。 不过等我毕业以后又面临着回国还是留在美国的问题。经济学分很多专业,我的主要专业是做金融,那时的中国有股票市场,我看到金融这个东西大有前景,而且又急需人才,所以我在麻省理工学金融专业。毕业时我感觉自己在理论上具备了良好的教育基础,但没有做过,抱着的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应当在国外多学习一些实际的经验。1993年到华尔街工作,我第一份工作是做外汇衍生产品教育(现在衍生产品很臭名昭着),但1993年华尔街最好的三个工作:一个是外汇产品,一个是衍生产品,一个是新生的亚洲市场,当时我做的是亚洲的外汇衍生产品,工作非常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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