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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的竞争是国际人才的竞争

http://www.CRNTT.com   2013-10-08 14:07:58

李山：留学生的使命与责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李山： 谢谢！我是1981级的学生，没有机会下乡，那时知识青年下乡已经结束了。我出生在四川偏僻的山区里，从小在山里长大， 所以我的名字就叫李山。但我很幸运，改革开放给了像我这样的，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山的孩子一个事业成长，报效祖国的机会，荣幸赶上了很多第一： 首先我1981年考清华大学，当时还没有经济管理学院，是经济学管理系，整个经济管理系在四川招一名学生，我很荣幸地考上了，而且我成为我们县历史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这是我们县的第一。 　　到1984年时经济管理越来越重要，所以教育部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是朱镕基总理。清华大学是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地方，所以有团组织、学生辅导员，都是专职的留校老师担任这个工作。那一年要在本科生里找一个学生出任清华经管学院的团委书记，所以我很荣幸地当选了。现在有很多学生讲不平等、拼爹，我父亲小学文化程度（是家里文化最高的），但到清华大学不光没有受到歧视，而且受到了很多培养，所以我对清华大学非常感激。 　　当时清华大学是五年制，所以我1986年毕业。1985年时我面临着很多机会，这时正好是改革开放没几年，国家觉得学习西方的经济和理论实践非常重要，所以国家教委搞了一个项目：专门选拔高校研究生，选拔一批人到美国和加拿大学经济学。事实上现在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我相信有一半以上是从这里出来的，我是学经济的，读的很多东西是西方的，感觉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从理论和实践有关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决定去国外留学。所以1986年通过考试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经济学博士，在这个学校我也创造了一个第一。中国的学生都很优秀，但加州大学的校董会的奖学金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拿到。当时我出于需要，因为我虽是公派的，但不是公费，我要用钱而没有钱，家里也没有钱，当时出国穿的衣服都觉得给国家丢脸，所以国家教委给了我们800块钱置办费，买衣服穿，但我舍不得花，就给了家里人。当时我到了校园就没有钱，因为生活所迫就去考这个奖学金。结果我很荣幸，成为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上第一个大陆学生，不仅不用工作，学费、生活费用都包了，所以我对美国纳税人很感激（加州大学是公立大学）。 　　我读了一段时间，成绩很好，全A，发觉这个好像不够挑战，很犹豫：是在这儿继续念还是转学？如果在这儿继续念就可以很快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就回国；另外觉得自己还没有上最好的学校，对经济学理论还没有深入地掌握，甚至觉得经济学本身太理论化，与现实差得很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想使我选择到其它学校。所以1988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学城市规划专业（当时的想法是回来做一个地方官之类的）。不过当时我很荣幸，大多数中国学生在外国政府内部工作的很少，在校期间基本上没有，当时我觉得学城市规划，以GAS（计算机图象）为基础做城市规划，这在当时的全美国最少，并且美国波士顿市政府想用这个东西，到麻省理工学院找人。当时我也是因为生活所迫，有学费没有生活费，所以我跑到美国加州州政府和波士顿市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差距太大，美国州政府到地方上去，他们把数据给了我们，但没有请吃一顿饭，让我们走了（如果在中国，上层领导到县里去那绝对是种种欢迎、种种款待的）。这让我印象深刻，从技术到文化，美国的城市规划跟中国的城市规划差距很大。而且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工科出了很多人才，当时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还健在，还在教书。在麻省理工发现经济学很有用，之前觉得没有用是因为我没有看明白，所以我决定转会申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经济学。所以我用了7年时间学了三个博士课程，最后只是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效率很低下，但是也确实长了不的见识。 　　不过等我毕业以后又面临着回国还是留在美国的问题。经济学分很多专业，我的主要专业是做金融，那时的中国有股票市场，我看到金融这个东西大有前景，而且又急需人才，所以我在麻省理工学金融专业。毕业时我感觉自己在理论上具备了良好的教育基础，但没有做过，抱着的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应当在国外多学习一些实际的经验。1993年到华尔街工作，我第一份工作是做外汇衍生产品教育（现在衍生产品很臭名昭着），但1993年华尔街最好的三个工作：一个是外汇产品，一个是衍生产品，一个是新生的亚洲市场，当时我做的是亚洲的外汇衍生产品，工作非常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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