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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

http://www.CRNTT.com   2014-01-05 08:21:39  


 
  城镇化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劳动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相互之间的协作就越是紧密。依赖协作的专业化分工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率,更带来了空间形态上的集中、积聚和专业形态上的规模化,由此带来了产业分工的细化和产业协作的网络化。如果缺乏这个基础,城镇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农民变市民,与其说是社会身份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因劳动分工导致的职业身份转变,即在专业化程度更高的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分工奠定了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基础,而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只是适应劳动分工深化而延伸到社会领域的变化。就此而言,城镇化进程取决于劳动分工深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发展。显然,这是一个市场推动的自然发育过程。

  文章认为,对于政府来说,其职能不是去对城镇化“拔苗助长”,而是对城镇化的复杂过程进行风险评估,管理各种不确定性,防范各种风险。针对城乡分治的体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和推动改革,清除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障碍。城镇化是全社会的,是社会平等化的过程,包含了城乡一体化。消除城镇化的体制障碍,决不应是基于城镇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是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发展成果能否共享而得出的。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当前制约城镇化的体制障碍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农民出村的障碍。农民的财产权不可交易,无法像城里人一样,其财产可自由转移,农民被束缚在传统的财产关系之中,自然也就无法从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如房产增值收入、土地增值收入等。二是农民进城的障碍。这主要是户籍制度及与之挂钩的公共服务待遇。两个障碍就像两堵墙,会使城镇化变成一个封闭的孤岛。这样一来,中国的城镇化就会有“胎死腹中”的风险。撇开了农村、农民和农业,城镇化就只是一个空壳而变得毫无意义。城镇发展,不等于城镇化。政府应从社会进化和社会网络化的角度来看待和规划城镇化,促进社会平等,进而促进经济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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