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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把雾霾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对待

http://www.CRNTT.com   2014-02-20 11:33:40

故而，对雾霾，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影响国家发展和国际形象的问题去处理，下决心在若干年内初步扭转大气污染恶化趋势。换言之，治理雾霾要有政治决心。从这个角度看，笔者对北京市长和河北省长这两个地方大员前不久在防止大气污染一事上“提头来见”及“就地免职”的表态持赞赏态度，治理大气污染就应该也必须有这样的决心。有了如此决心和认识，再施以恰当和周到的措施，以雾霾为典型的大气污染可望得到治愈。 　　今日中国出现的严重雾霾天气，很大程度上是被地区利益绑架所致，所以对这一问题需要政治决断。从理念上讲，人们不是不清楚旧式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的危害性，但之所以我们一再重走这条道路，难以自拔，根子就在于地区竞争中被利益绑架。以汽车产业为例，鼎盛时期，中国大概除了西藏等少数地方外，绝大多数省市都有自己的汽车企业，有的还不只一个。汽车需要耗费钢铁，工艺复杂，生产出来的汽车又制造废气。但对多数地方而言，汽车能够拉动GDP，所以不管有没有条件，都要把汽车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如今，中国的汽车产能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这并作为我们的一项成就而大肆宣扬。 　　汽车工业是不是需要大力发展，为了环境是否可以剥夺人们买车的权利，可以讨论，然而，中国对汽车社会的到来，显然没有做好一系列相应的准备，包括道路、规则意识、汽车的工艺改造等。类似产业很多，以致环顾周围，目之所及，到处都是源源不断的污染：冒着黑烟的工业园区，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喷着尾气排着一字长蛇阵的汽车，这些看得见的、粗放的、高能耗的生产生活方式制造了大量看不见的污染物，把本来还有些浪漫的雾气变成了可怕的健康杀手。 　　伦敦长期作为“雾都”的代价，终于在1952年12月，酿成了一场严重劫难，约1.2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雾霾事故。今天西方国家对环境的重视，与这次事故有直接关系。它触发了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立法。以伦敦为例，发誓要摘掉“雾都”帽子，为此展开了一系列治理空气污染的行动。英国也于1956年推行了《空气清净法案》，以后不久又制定了其他清洁生产的法律。 　　尽管在旧有的发展模式下我们产生了很多环境污染事故，但一些地方政府至今并没有从这些环境事故中真正吸取教训，自觉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依然在上马许多高耗能的工业项目。“好”在随着几次大面积的“雾锁中国”后，从上到下，开始真正体认到环境的可贵及治理污染的重要，十八大以来，仅中央对大气污染的防治，就做出了多次决策和部署。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打好防治大气污染的攻坚战、持久战，是改善民生的当务之急，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鉴于大气污染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会议提出，要以PM2.5和PM10治理为突破口，抓住能源结构、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不断推出远近结合，有利于标本兼治、带动全局的配套政策措施，以实实在在的成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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