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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迷局：权钱交易涉黑都只是冰山一角

http://www.CRNTT.com   2014-05-14 12:30:32

这是起诉书中最早对刘汉商业和暴力结合的指控。刘汉在庭上自辩时，也提到这件经济纠纷，但他的描述完全不同：“1993年，我不小心买了一批有色金属，就祸从天降。那是别人诈骗的，要绑架我到湖南去挽回损失。当时湖南警方来抓我，我不知道跟公安有关，就让我弟弟来看看。就这样，你们指控我妨害公务。这事跟起诉书说的是相反的，我和我弟弟都是无辜的，我弟也是受害者。” 　　无辜还是恶意，尚待法律判定。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刘汉的确已经在当地贸易领域形成了影响力，而且他的手段，一开始就有了商业与威胁相结合的性质。一位老同事对本刊记者回忆：“有一次下班经过平原公司，看见门口停了十几辆卡车。后来才知道是从胜利油田开来的运油车。拉到广汉后，刘汉就跟他们砍价，说如果不按他的价钱，就把车再拉回去，而且肯定你们在广汉卖不出一滴油。” 　　刘汉的商业史就在这样并不统一的讲述中开始。这段充满着混沌纠纷的经历，不但让刘汉完成了原始积累，还引导他进入另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 　　期货市场 　　当刘汉开着货车往返于崇山峻岭间，以赚取高原和平原、计划和市场之间的价格差额时，中国已经开始了一场针对价格的金融变革。一项新的金融工具和一个新的市场被引入国内，刘汉迅速参与其中，发挥了自己特殊的天赋。一位期货界资深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在我经历的期货史里，大部分是亏钱出去的，刘汉算为数不多在期货市场赚到大钱的人。那两年上亿资金的大仗，他都没有失败过。”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价格改革是核心环节。由于各种产品由固定价格转成市场价格之后波动很大，尤其是农产品的涨幅，有时候价格波动一倍以上，如何控制风险成为高层和学者思考的关键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年轻学者田源当时就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的副组长，主要是做价格改革和政策研究——他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期货之父”。田源去西方考察后，发现期货机制是一个好的价格发现机制——现在交易的是未来三个月到两年以后的标的物，它可以发现价格走势，让生产商和流通商调整未来的商业计划。 　　田源等人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88年度研究计划中，将期货市场试点研究列为重点课题。1988年2月，国务院领导看了研究计划后，用大红的粗铅笔在题目下边画了一道，并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几句话田源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马洪同志，请你组织几位同志研究国外的期货制度，用于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1990年，中国期货市场研究小组开始在国内挑选试点。当时上海条件最好，但因为解放前上海就出过买空卖空跳楼的事情，人们认为期货是投机魔鬼，上海不愿意做。最后试点定在了郑州，最早的产品是粮食。 　　这是中国期货市场的缘起。政府的初衷是想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风险规避功能，来帮助市场买家确定未来的商业决策。但由于期货是对手交易，多空双方必有一输，而输赢的数额因为期货市场的杠杆效应，会大大高于其他金融工具。期货交易的保证金一般是5%，也就是说交5%的货款，就能撬动20倍的交易金额。期货还有个特质叫T+0，一天内可以多次买卖，相当于一笔资金一天内可以用好几次，交易量巨大。“因此这是一个神魔一体的行业，它既有价格发现，风险规避的功能，也是多空双方的博弈，具有一定的赌性。从这个角度说，它其实就是国家开设的赌场。”一位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入市的期货业资深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到1993年底，全国已经出现了近30家期货交易所，交易的产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产品，第二类是生产资料，主要是钢材、螺纹钢和有色金属。当时这两个部门正要搞价格双轨制，给了期货交易的价格变动空间。刘汉的第一桶金就来自炒钢材。 　　“1993年，国家当时搞宏观调控，大宗商品一直下跌，期货市场就有一批人炒作，期货价格比现货每吨高出700元。刘汉判断这是个暂时现象。他在做贸易时和重钢、成钢有业务往来，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这两个都是大钢厂，在全国可以排前10位，是交易所和钢厂指定的交割品牌。刘汉以订金的形式从钢厂拿货，国企因为要给员工发工资吃饭，就把货以很便宜的订金给他。他掌握着交割品牌后，在期货市场上先做多，做到一定时候再翻空，将拿到的货卖到期货市场。他最早是靠这笔交易挣到钱。”一位曾参与刘汉期货交易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先做多，后做空，善于转换位置，最后在做空上赢，是刘汉惯用的炒期货手法。国内的期货炒家大都愿意做多，这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买东西总是更有把握。但刘汉选择了更冒险的站位。“做空是没东西要卖东西，冒险性更大。你看期货K线涨上去很长，但是下来都是垂直的。所以说他确实有胆量，有赌性。” 　　在进入期货业前，刘汉对这种舶自国外的金融产品并不了解。一位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他从上海高薪雇了两个人帮他做日常交易，这两个人只有20多岁，但确实是操盘高手。刘汉给他们年薪50万元，这在1994年是相当罕见的。刘汉也自学过一些期货交易的常识，比如保证金交易，杠杆交易和T+0，但他不学技巧，只做大的决策。他一年就做一两次大的期货交易，真正交战也在一两个月内结束，但事前准备会花上两三个月时间。比如很早向专业人士搜罗信息，布局资金安排，把各方面因素甚至交易所都考虑进去。 　　在这位知情人的记忆里，刘汉的话不多，不是个显露热情的人，但比较讲排场和面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已经有两部手机，吃饭地点大多定在当时成都最好的餐厅银杏，常坐一辆老款奔驰或者黑色凌志，穿著名牌西服，配上1.80米的身高，看起来“有气质，有派头”。这位人士评价他“虽然没有很高学历，但有悟性，他能知道什么时候抓好时机。特别是他知道炒期货能表现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贪婪是做多了还要拿着，恐惧是输了就崩溃。他为什么赢？往往是他知道对方的软肋和弱点。”这些特点在后来与北京富豪袁宝璟的对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1994年，曾经对期货交易颇有疑虑的地方政府发现了交易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好处。交易所产生后，不仅带来远高于传统产业的交易量，会员买席位还要交会员费、保证金，一下子能存进几十个亿。既有税收又有资金沉淀，还带来周围服务行业发展，所以地方政府都很有积极性筹建交易所。到1994年，全国已经营业和筹备中的交易所共有50多家。成都当时就设立了三个交易所——粮交所、生猪交易所和金属交易所，后来三家合并为联合交易所。刘汉和袁宝璟的期货对战就发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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