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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不改革的政治风险

http://www.CRNTT.com   2014-07-01 09:25:36

首先是权力集中和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早期改革的特点是分权，即把权力从上级政府下放到地方、企业和社会，让它们去执行改革。但现在的改革已经不一样，很多领域的改革需要集权。过去很长时间里没有改革或者改革不足，既“培养了”庞大的既得利益，也累积了巨大的改革风险。所以，新的改革设计和执行需要集权。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既难以克服所面临的庞大既得利益的阻力，也难以化解所累积起来的风险。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必须要有人来担当和负责。改革是执政党的一种使命，它必须是一种责任制。历史上看，没有人负责的改革就没有出路。责任制则表明各级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把改革责任担当起来。因此，根据这两个需要，在中央层面已经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省一级政府也成立省级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也可以理解成为“改革的责任小组”。 不习惯集权式的改革 　　但改革从传统的分权转型到集权模式，也给改革的执行带来了影响。一是心理上的。从前的改革是分权式的，大家习惯了分权式的改革，现在要进行集权式的改革，就觉得不习惯了；二是人们对实际权力的考量。一些政府官员不知道权力的目的是什么。集权触动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就感觉到不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对改革并不热心，好像一集权，改革就不是自己的事情了，而是主要领导的事情。 　　第二，改革执行难和中国的人事制度有密切关联。改革需要执行，而执行是人去执行的。现行人事制度和改革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首先，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组阁制度”。组阁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或者各级政府首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团队，这个团队就是内阁。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没有内阁制度表明，各级首脑没有自己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团队。 　　其次，只有人事退休制度，而没有人事退出制度。一个官员，如果不犯错误，就可以一直留在岗位上，不管其是否有能力执行政策。而要把一个办事不力但也没有犯错误的官员调离岗位，成本经常非常高。 　　再次，人事任命经常“系统化”，也就是不同“系统”（或者“口”）的领导人，对本系统的人事任命具有很大的权力，“系统”之外的干部很难进入。人事任命部门化，经常导致人事部门的既得利益化和利益的部门化。改革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一些系统想改革，但别的系统不想改革，这就导致了内部消耗、改革不力的结局。 　　第三，今天的改革与反腐败同行。改革需要反腐败。腐败既影响到政府自身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更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水平。最显着的就是导致了社会对政府官员的深度不信任。现在政府的难处在于，即使要进行一些有利于社会大众和社会整体的改革，也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就是说，在政府赢得社会的信任之前，推出再好的改革方案，也难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反腐败显然就是政府重拾社会信任的一种有效方法。当然，反腐败更是市场秩序所要求的。腐败，尤其是官商勾结的腐败，往往破坏市场秩序。在中国，因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关联，在一些领域已经出现了类似寡头经济的现象。这种现象必须通过反腐败来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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