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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反腐败与中国第二次政治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4-08-12 09:39:35

即使是这样，也不应当把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过于理想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制度上，使其不堪重负。国际经验表明，一个清廉的政府不仅需要有效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机制，更需要经济、社会、行政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合和协调。就目前的中国来说，其他的体制如何能够配合反腐败呢？这是一个复杂和系统的工程，这里只能涉及到几个基本面。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消除经济寡头的制度基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化”确定为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这个方向。市场化就是企业运作的公开透明和开放性。就国有企业来说，90年代的“抓大放小”组建了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集团，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市场化并没有到位。发展到今天，国有企业已经俨然成为高官家族的企业，其经营方式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其录用人才的方式具有高度的封闭性。 难以进入的国企关系网 　　任意拿出一个国有企业集团，不难发现自上到下的管理层，都是官员的亲戚朋友，一般社会成员，即使是最好的人才，也难以进入国企的关系网。中国社会阶层现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排他性，国有企业的封闭性是一个重要因素。国有企业集团的家族性不改变，很难促成它们的开放性。 　　在经济领域，预算制度的确立也同样重要，对反腐败和建立清廉政府，具有其他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以来，预算制度的确立是所有国家建立清廉政府的制度前提。预算是政府体制运作的血液，控制了血液，就能预防和控制腐败。所以，政府需要论证每一分钱、每一毛钱、每一元钱的用途。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计和审计等计算事业，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几个职业。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还没有近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 　　在中国，所谓的预算更多的是表现为对财政资源的政治和行政分配，或者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获取预算资源，并且分配和获取的方式也不公开透明。中国的一个领导人可以接触到天文数字的预算资源，这种情况在其他现代国家难以想象。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近代会计和审计制度，控制仍然倾向于使用政治手段。在没有现代预算制度的情况下，最大的反腐败运动也会是无效的。 　　就行政体制改革来说，就是要减少和控制官员的权力。“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但如果官员手中掌握着太多的权力，这个笼子很难做。更为重要的是要减少权力，限定政府官员的权力范围。这就要求政府要大力下放行政审批权，把权力下放到企业和社会中去。把权力放到企业和社会中去的时候，政府本身的权力笼子就比较好做了。 　　社会改革也同样重要。腐败往往是滥用公权力、权力寻租和追求特权所致。因此要减少和控制官员在各个领域的各种特权，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等等。现在公车改革已经开始，但必须逐渐延伸到其他各个领域，但不可以过于理想化。各国经验表明，“特权”的社会化非常重要，也就是要建立所有公民，包括官员在内都能享受的良好社会保障体系。如果没有，官员照样会千方百计地去搞权力寻租。公务员也必须拥有能够过体面生活的工资水平。公务员没有体面的工资水平，既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动力，更为促成他们通过“潜规则”来做权力寻租。 　　从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态看，现在是反腐败的一个历史机遇，也是确立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的一个历史机遇。这不仅是因为腐败已经演变到那么严峻的状态，更是因为领导层代际变化的原因。这一代领导层能够反腐败，不见得下一代领导人也能够这样做。现任领导层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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