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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第三个三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4-11-25 10:07:34

细节决定成败 　 从制度建设来看，两个全会所通过的改革方案，既有对现存制度的改进，也有制度创新。例如三中全会所大力推动的经济市场化，就是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当时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抓大”方面只实现了一半，就是把企业整合起来，造就了一些庞大的国有企业，但市场化仍然没有到位。现在企业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仍然有行政和政治界别。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才能得到解决。又如，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始讲制度细节问题。在所有国家，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有没有制度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尽管有了今后35年的宏大计划，但要实施下去，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改革的各种阻力不会因为集权和一场反腐败运动就消失了。反腐败打掉了一些具有显性威胁的经济和政治寡头，但这并不是说寡头的危险就不存在了。在一个多元利益的社会里，改革往往会演变成利益集团之争。如何使改革挣脱利益集团之争的樊篱？再者，改革也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分化，各种不同利益也在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意识形态，在论证自己利益的合法性的同时，从意识形态层面阻拦对自己不利的改革。如何使改革挣脱意识形态之争呢？这些是没有答案的。 　 另一方面，这个改革的过程不能犯中共高层所反覆强调的“颠覆性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小错误在所难免，但颠覆性错误必须避免。从实际层面看，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可能来自于高层，也可能来自于社会，或者两者的互动。例如，前面所讨论的意识形态争论。如果执政党把握不好，意识形态之争成为改革的主题，或者意识形态走回头路，就会是一个颠覆性错误。再如，如果经济改革（例如反垄断）不到位，又有经济寡头演变成政治寡头，又会出现类似周永康那样的事件，也会演变成颠覆性错误，那就是领导层的分化甚至分裂。又如，如果社会治理制度和基本社会正义不能实现，有可能演变成很多经济体都在面临的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也会造成颠覆性错误。 　 如果既能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也能避免各种可能的颠覆性错误，今后的30年就能够比较顺利实现执政党所计划的长远目标。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预示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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