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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共识——寻找全球化的新动力和新结构

http://www.CRNTT.com   2016-09-08 07:19:11

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 　　文章分析，，从全球化大航海1.0时代，中国王师舰队的黯然退场和闭关锁国，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时代，“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大分流和被边缘化，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时代，中国全力加入世界工厂，以极大的投入和代价进行和平的原始积累。中国于1978年通过改革开放开始了重归世界之旅，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多人归功于改革，其实开放可能更加重要一些。当然两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改革是市场化导向，而开放则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市场化，那就是全球化，最高层次的市场化。某种意义上改革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放开，而这无疑是中国获取成功的必要条件。当下中国是如此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特色大国外交密集深入，对外关系构建纵横捭阖，全球战略思想正在推陈出新。通过进军新全球化4.0阶段，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回到世界之巅。 　　2015年3月，中国正式推出“一带一路”规划，一方面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图引领区域治理的重要尝试。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反覆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家独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经验的发挥和灵感的闪现。中国需要在全球化4.0时代再次校正国家战略，重新定义其对外利益交换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适当的贡献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 　　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攻略——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而提升。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一段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外包国-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价值链和新动力格局，进而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僵化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即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与守成大国博弈，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研究挑战，当下的世界仍然局限在多元文化冲突的权利角逐和对各种异质文明差异性和优劣争辩之中，我们的研究致力于一个更为整体的世界观和历史进化论，尽管只存在一个统一的框架或者思路会显得浅薄并情绪化，但这会让群情激奋而又支离破碎的世界产生新的希望。偶然中存在必然，混沌中变得清晰，全球化的高潮和低谷也是人类文明的起起落落。美元或者说美国次序感，是最近历史过程中从金本位破产以来，最具生产率、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一种世界经济次序安排，它恐怕不是那么全部适合一个大型的、竞争性的、转型的、最古老的经济体。 　　更有趣的可能是中国应当如何与世界沟通？例如面对中国缺席TPP，国内不少人表达了从失落到愤懑的各种负面情绪和解读，而此前美国朝野关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猜忌又何尝不折射出美国的焦虑呢?基辛格有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是——东方主阴习惯长远谋划，西方主阳则常常直来直去，所以东方把西方的阳当作阴即某种形式的阴谋论，如TPP，如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而西方把东方阴当作阳即挑衅和进攻，如“8•11”人民币汇改。真是如此脸谱化吗?韬光养晦并非光荣孤立而是全球化3.0下面闷声发大财原始积累，“一带一路”也不是门罗主义而是全球化4.0下面的包容性一体化互联互通，最终世界秩序始终是新一代全球化的理念和感召力的大比拼。东西方是否可以找到合适的理解和分析框架，以免阻碍沟通形成战略误判，最终导致全球化停滞甚至反转呢? 　　杭州共识：开启全球化4.0新动力 　　文章认为，当下全球治理的核心还是在经济金融方面，国际经济秩序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过两次大的变化。一次发生在西方内部，上世纪70年代初，第一代生产国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美国经济优势削弱，形成世界经济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美国凭借霸权强势和美元体系化解困境，继续领导G7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另一次则发生在新世纪初期，以第三代生产国中国为领头雁的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发展速度前所未有。虽然欧美日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IMF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的GDP占到全球的50%，社会财富占70%，贸易量占50%，投资占65%，近五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50%，非洲大陆近10年经济增长率年均超过5%，而G7的GDP总和则跌至全球总量的30%。 　　为了反映这一趋势力量的变化，相应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层面，2008年开始的G20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讨论世界经济和金融问题的主要平台。20国集团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该集团的GDP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G20和整个世界都对即将在中国杭州举办的峰会寄予厚望和期待，希望作为主席国的中国能像应对金融危机之初，凝聚G20所有成员的共识，并提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方案，协调和引领G20 成员从根本上重振世界经济，大力推动结构化改革，解决困扰各国和地区的深层次矛盾，实现G20作为全球经济首要的治理协调平台的再次成功转型。 　　中国思想、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令世人瞩目。中国为峰会设定的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把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作为四个重点领域着手峰会筹备工作。 　　“创新和活力”——解决的是世界经济的赋能问题。创新发展才是经济持续增长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新增长动力必须而且只能从创新中去寻找、去发现。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传统产能严重过剩，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严峻现实。因此，只有通过创新驱动，在体制、机制、业态、科技、文化多方面改革和创新增长方式，来重新创造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才能提升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推动创新驱动、打造新增长源、尽快实现新旧增长动力转换。 　　结构化改革是活力的重要源泉。通过各国内部加快经济改革和转型发展，激发各自的经济活力。改革不适合创新发展的经济体制机制，已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必然途径，也应该是其他国家特别是G20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联动”——解决的是世界经济的互动问题。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经济问题日益复杂化、各国经济政策日益分化和碎片化、各种保护主义日益泛化的背景下，需要号召各经济体进一步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更好的宏观政策协同，来共同应对短期的金融风险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失速的风险，以推动各国经济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和良性、密切互动。 　　这就需要G20发挥引领作用，建立名副其实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特别是金融、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的沟通与协调;赋予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机制实实在在的协调功能，以具体协调G20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政策;主要经济体要有全局观，其经济和金融政策需要增强透明度，多考虑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避免负面溢出效应。例如美联储的加息政策和中国汇率调整，可以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机制与G20成员做充分沟通。 　　此外联动还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通过更加强有力的全球互联互通的建设，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增长潜能，提高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地位，增加世界经济的增长活力。例如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为全球平衡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两个实质性创举，一是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希望通过自身发展经验、技术与资金的积累，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做贡献，带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或双边合作新模式，如以丝路基金为基础，带动国家和民营资本与沿线国家合作搞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进行国际产能合作。这都说明中国愿意承担经济和政治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 　　“包容”——解决的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世界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平衡，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错，更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经济体制机制原本设计是有缺陷的，现在全球化3.0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原有发展模式潜力业已消退。这就要全面推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治理模式，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整体话语权。此举不仅将使各经济体共同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还将使世界经济增长红利更好地为各国人民共享。 　　必须考虑全球治理体制机制的系统性改革。特别是改革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主的原有全球治理框架，使其更加公正、公平、合理，以发挥真正的监督和协调作用，作为支持G20的辅助机构，能够做到G20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得以有效执行、令行禁止。 　　同时考虑将更为有代表性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升级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容纳人民币成为储备资产的补充，以弥补未来全球无风险资产的缺口，大力推动SDR应用范围(有趣的对照是1944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bancor的失败)，构建中美/中欧/中日/中英等主干型货币互换网络以便为全球提供充足的安全资产池，以维护全球经济的流动性支持和保持汇率体系的相对稳定，尝试构建更为包容、均衡、前瞻和可持续的全球货币“西湖体系”，或者至少埋下适宜早期收获的种子，期待它有朝一日长成为参天大树和世界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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