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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韩国总统李明博在日本福冈会晤,商议金融危机对策。 |
中评社北京3月26日讯/上海《东方早报》日前登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教授陆寒寅的文章“久失平衡的东亚模式终入迷途”,文章说,当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尚未论及平复,随之而来的消费低迷、贸易保护和投资回撤又在对实体经济造成无可避免的普遍性伤害,作为高度外向型的东亚经济,已经面临对外贸易严重下滑、对外投资大幅缩水、增长速度显着放缓的窘局,传统的“东亚模式”至此已经遭受巨大挑战。全文如下:
出口导向战略是东亚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首先从供给面分析,在主观上,战后的日本及其他长期积贫积弱的东亚经济体,都蓄聚了强大的发展渴求,再加上传统东方式集体主义社会观中尊重权威的价值取向,也使得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里突显其效率,为经济起飞赢得了较为有利的内部环境。这些经济体在起飞之初,都先后采取了诸如对要素价格的干预以及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配额安排、鼓励储蓄及增加投资等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不断将农村过剩劳动力转化为工业部门要素投入,刺激后者的发展。客观上看,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前沿国恰逢产业升级换代——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等的生产被逐渐外移,而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东亚经济体内部又表现出明显的发展程度差异和吸收能力旺盛,正是这种开放条件下的梯次性工业化造就了东亚地区特有的“雁行形态”,充分延伸了整体性崛起的深度与广度。更何况,超过18亿的人口存量、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都是东亚地区持续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有效保障。
然而,从需求面来分析,庞大的人口数量却并不意味着有购买力的市场,战后东亚经济体也都曾短暂实施过进口替代政策以建立自身的工业基础,但到20世纪60年代初,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已经凸现。收入低下、储蓄过高,相对于蓬勃的产能,总需求的不足必然会抑制经济进一步的增长。但东亚经济体之所以能避免跌落凯恩斯式的萧条陷阱,正是得益于其后长期坚持的出口导向政策,利用海外,特别是巨大的美国市场,通过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来弥补消费的不足,从而实现了高储蓄和高投资推动下的工业化。另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东亚地区总体稳定且低估的汇率体系,以及美国长期给予的市场保证,都为这样一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创造“奇迹”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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