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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存权 中国改革须高度重视

http://www.CRNTT.com   2009-12-08 12:00:54

改革越多　　基本生存权就越成问题 　　改革本来就是要给人予希望的，尤其是普通人民的希望。但经验则不然。在很大程度上，每一次改革都增加了人民对前景的忧虑感。社会希望通过改革而被赋权，但实际上改革成为了对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权利的剥夺。很多人的感觉是，改革越多，基本的生存权就越成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工作难找和找不到工作（工作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子（居住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 　　例如住房改革。这些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努力不少，但问题则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了今天，地方政府和发展商绑架了整个住房体系，转而又绑架了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买房、结婚和养家。正是因为被绑架，无论是有房的还是没有房的，都不感觉到幸福。教育也一样。教育改革也在进行，但改革的结果都是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不公平。无论是住房和教育，形形式式的改革都在向权钱阶层倾斜。如果从每一次改革中获利的都是权势阶层，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信任改革呢？ 　　信任的缺失更使得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认识到法治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所以，提出了要建立法治社会的概念。但人们忘掉了，市场经济本身不会导致法治，法治还必须有更重要的社会基础，那就是社会信任。无论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还是社会的自我治理，都需要法治。不过，中国的各级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同盟已经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解体。没有社会信任，如何才能让社会成员相信法律是公平的、执行法律的人是公平的？在市场把一切社会细胞都货币化了之后，以钱为本也就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法则了。连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也要用货币来衡量的时候，表明这个社会细胞已经彻底解体了。法治是最基本社会正义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不成，那么还有什么比一个由一个伟人统治的人治社会更令人向往的呢？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重生”的。呼吁一个毛泽东式的民族英雄已经成为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了。 　　如果不能出现这样一个伟人，那么社会只能求助于自己了。那就是社会的暴力化。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的暴力化往往导致无政府状态。如果把一个国家分解成为权力、资本和社会，那么在任何体制下，社会是最弱的部分。权力可以保护自己，资本也可以保护自己，但社会无力保护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必须被保护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保护社会的机制，例如福利制度。如果没有保护社会的机制，资本主义也是会被推翻的。是福利社会的产生挽救和保护了资本主义。同样，社会主义也有保护社会的机制。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强调的就是对社会的保障。即使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一种隐性契约（implicit contract），就是“你接受我的统治，我提供给你基本的权利（就业和福利等）”。苏东版社会主义的弊端就是社会没有自由，搞贫穷社会主义，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权利也难以持续。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农民造反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要推倒一堵钢筋水泥墙需要的是简单的体力，但要推倒一堵堵“社会墙”则要困难得多。但这些墙的存在必然对执政党的长治久安、政治秩序和社会和谐产生消极和负面的影响。对这一点，中国的领导层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从“三个代表”到“三接近（接近实际、接近群众和接近生活）到“民本主义”，这些政策话语的主题都是要拆掉政府、资本和社会之间一堵堵墙。但现实是，在既得利益的主宰下，这些墙似乎越筑越高，越筑越厚。很显然，如果没有赋权社会，拆墙谈何容易？在权力和资本结盟的情况下，社会的选择又会怎样呢？如果自己不能主动拆墙，那么社会一旦愤怒，这一堵堵墙终究将会被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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