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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哪里？——读余秋雨《我等不到了》

http://www.CRNTT.com   2010-07-03 10:08:57

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许多批评者起初都是他的崇拜者。他用据说是他们自己说过的“终极”、“脊梁”等等来奚落他们，给他们取外号，以质疑别人的文品。  　　余秋雨从来不会想到可以换个方式思考，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崇拜者”和朋友们会不约而同地“反水”，纷纷弃你而去？当初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应运而生，让人耳目一新，确实收到过许多赞扬。但是，玩弄词藻难以为继，没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走不了多远。余式散文或可作为应试教育的范本，却不宜表达真情实感。接踵而出的《山居笔记》已是差强人意，《霜冷长河》、《千年一叹》更是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不堪卒读。教人想恭维也无从下嘴。所谓黄台之瓜不堪三摘。既然一蟹不如一蟹，别人由赞扬转为批评，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尤其是余秋雨傲慢自大地拒绝一切批评，甚至对批评者妖魔化，自然要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满。失道寡助，当初的赞扬者不能对你“从一而终”，不正是余秋雨自己“作”出来的吗？  　　余秋雨沿用当年写作组影射点名的手法，点了许多批评者。他还更新改造出许多故事来抨击他们。  　　他把批评一律称为诽谤，他借用一个过世之人杨长勋的口说：“据我统计，近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记录，不仅是中国记录，而且是世界记录。”（《我等不到了》217页）  　　又是这位杨长勋说古远清：“这是一个曾经把你吹捧为终极坐标的人，现在跳到了相反的终极，竟然说你谋害了周恩来的养女，可能要篡夺国家的最高权力。”（《我等不到了》218页）  　　这位杨先生接着说余开伟：“更好玩的是，这个评论家说，中国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可能是你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发动的。”（《我等不到了》218页）  　　再说朱大可：“上海的一个文人揭露，有一个妓女也在读你的书，还把你的书与她的口红放在一起。因此判定你的书是文化口红，号召天下正经的妻子和丈夫都不要去碰。”（《我等不到了》219页）  　　且不管古远清、余开伟、朱大可对余秋雨的批评正确与否，他们会说这种令天下人耻笑的昏话吗？  　　对于诽谤，余秋雨也有他独特的解释。他借余鸿文的话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因为那必定是假的。讨论诽谤，只看它为什么发生”（《我等不到了》259页）。他先把批评者的批评定性为诽谤，断言“那必定是假的”，然后从讨论批评一步跨了过去，开始追查批评者的身份和动机。其实谁都明白，假话和诽谤，并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而是先有虚假，后有诽谤。如果是真的，就不是诽谤。比如说余秋雨是“石一歌”一员，参加过写作组，写过大批判文章，就不是诽谤。  　　随意诬人诽谤，其实正是诽谤，一种更加恶劣的诽谤。  　　在《借我一生》中，他曾经编造过一个逼人忏悔的造反派“袁千悔”来影射他人。现在，他又编造一个造反派“金万名”来贬损金文明。说这个造反派“从几个文科教授的著作中找出一大堆文史差错”、“开始‘咬文嚼字’”（《我等不到了》125页）。他一如既往地把金文明的批评比喻成“文革”大批判，而对批评本身不置一词，似乎金文明指出的那几百个文史差错已经不复存在。 　　最新的一个故事直指戏剧家沙叶新：  　　但是，就在这时，上海的一个话剧团突然上演了一出叫《边疆新苗》的戏。这出戏，用一串生动的故事证明学校是害人的，文化是坑人的，教育是骗人的，年轻人应该全部到边疆去，那里是比任何家庭都温暖的地方。这出戏被当时上海造反派中管文化的头目徐景贤看中，下令每个家庭都要观看（《我等不到了》131页）。  　　余秋雨告诉读者，在下乡二十周年的时候，一大群知识青年包围了沙叶新，推挤着要打沙叶新一顿。正是自己站在沙的身边保护了他。后来，当然是沙叶新忘恩负义，以至于胡伟民说：“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气得我浑身颤抖，胸口发闷！”（《我等不到了》200页）不久，胡伟民就死在华山医院。他已经没法出来证明，他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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