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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常书鸿的胆识与徐迟的谀辞

http://www.CRNTT.com   2010-07-16 12:36:55

五  　　又过了一整天，清晨，我们到了柳园。   　　从柳园到敦煌还有128公里，有两班长途车，我们还赶得上上午的一班。下了火车，不会有认识我们的人，好办。我把两个大包一前一后搭在肩上，中间连着一条嘉蓉准备好的宽带子。一手提着另外一个，肩上还斜挎着我自己的一个书包。常老也挎着一个随身书包，挟着枕头，拄着嘉蓉给他准备的手杖。我们两个一老一小相扶着前行。好在不太远，两三百米吧，中间没有休息，到了汽车站。  　　中途常老不断说，不行就休息一下吧！我说不用。我那时年青，刚刚三十，这么几十斤，不在话下。记得又过了几年，一次我从云南回兰州，也是这种方式，带了将近四十公斤的东西，也没怯过场。当然，现在是早就不行了。  　　在柳园汽车站我们胡乱吃了一点。   　　到了敦煌，从汽车站往北到县招待所有三四百米，同样是这种方式，但中间休息了一次。招待所的人我都认识，所长也是朋友，不必避开他们。  　　关键是从招待所往东到研究所办事处大约一里多的一段有点犯难：一是绝不能让所里人看到常老带回那么多东西；二是不能再由我来背，以避敌我不分之罪。连低等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个道理不用多说。  　　我先到这段街上走了一个来回，还好，没见到所里一个人，所里的车还没进城。不会天天有车，但今天正好是周日，肯定会有，一般接近中午才会进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回到招待所对常老说，中午你自己买饭票，下午你一个人回办事处吧！现在车还没来。东西你不要管了，我有办法，我就先走了。  　　我发现，他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眼神直登登地，又没话了。   　　我把三个大旅行包分三次扛到这条街的中点县文化馆。万一碰到所里的人，只扛一个包，会以为是我自己的，不惹眼。馆长荣恩奇原是天津支边青年，跟我差不多大，老朋友了。三个包放到他那里，他连问都没问一句。    　　接近中午，估摸着所里的车已经到了，三个包被移到文化馆大门的门扇后面，藏着。我在门口张望。不一会，段文杰从东面过来了，走在街对面，我喊道：“老段，过来。”他顺从地过来，我递给他一个包：“把这个提到车上放好。”他二话没问，提过包乖乖地回头走了。第二位是孙儒简，第三位是李贞伯，都如法炮制，全都二话没问。    　　原来他们全都是“牛鬼蛇神”。他们的信息不灵，不知道我的底气其实不足，反正“不该问的就不问”，任何一个“革命群众”都可以命令他们，何况他们原就知道在“文革”初期我已经表现出来的不怕鬼的“气魄”了呢！我猜想，大概直到今天，他们还以为那只是我的包，而且只有一个呢！不过李贞伯先生已经过世了。孙儒简先生全家以后吃了很多苦，在外面颠沛了好多年，落实政策后才重回所里。  　　下午，我看到常老拄着手杖踽踽地朝着办事处的方向走过去了。   　　到了黄昏，车要回去了，我发现李承仙并没来。在兰州出发前我给革委会发过电报，通知我们哪天到，提到要李承仙来接的。显然那些老左根本没把这当做一回事，没通知李承仙。    　　常老在办事处一个角落里枯坐着，我看没什么人，悄悄嘱咐他说：“回去以后，直接回屋去，不要管包。记着，叫李承仙下半夜到车库正对面最大的大杨树下面的沟里来提包。”后一句还重复了一遍。常老偏着头仔细听着，轻轻点了下头。  　　这次开来的是卡车，我把常老领到副驾驶座，对司机傅吉庆说：“常书鸿腰伤没治好，让他坐在这里。”我自己跳到车上，找到那三个包，归扰到一起，坐在旁边的坐板上。大家忽隆隆上车，谁也没注意到。一路上我闭目养神，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尽量“低调”。    　　经过26公里路程，到了所里已是黑夜，没有灯，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手电光下，大家又忽隆隆下车，各走各路，全散光了。我看到常老也拄着手杖头也不回地走了，似乎有人用手电筒给他老照着路。傅吉庆在敲打着什么，没顾上我。我故意慢腾腾地落在最后，趁黑把包一个个搬到大杨树下的沟里，略掩了掩，也回屋了。  　　在屋里，听到“九层楼”上的铁马仍在叮咚作响，更衬出这世界真的是安静极了，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第一件事就是到大杨树下面去看：三个包都没了。这天，李承仙老朝我望，趁没人，偷偷点了好几次头，知道她也顺利“得手”了。我们成功完成了一椿“地下工作”，干得漂亮。好几天，我暗自得意极了。我设想，当年的老左们如果现在读到这一段，一定懊恼死了，怎么竟让这么个小小的萧某人耍了一把呢？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建功立业的机会啊！    　　几年以后，李承仙对我说：“那天晚上我把‘老鬼’骂死了。想想也后怕，多危险哪！要不是你，当场就会敲钟集合，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开他的斗争会，现场展览，说是还要过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可怎么得了哇！会把‘老鬼’打死的呀！”又说：“不过那些东西可真救了我们，总算不错，‘老鬼’全靠它挺过来了。”  　　我说：“我也会被当场揪出来的。”  　　但老左们并没有放松对我的怀疑。一次斗争会上，何山就追问常老在兰州进行过什么“黑串连”，还特别问到“去没去过外文书店？”常老抵死不认。但小和告诉过我，常老是去过的，还和她讲了几句话，买了一本法语版《毛主席语录》。  　　“九层楼”的铁马至今仍在鸣响，上千年了，可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见证着人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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