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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常书鸿的胆识与徐迟的谀辞

http://www.CRNTT.com   2010-07-16 12:36:55  


    
  三 

  当前的现实已变成这样:在公开场合,我已经不能称呼常老为“所长”,甚至不能称“常老”了,而只能是“老常”甚至直呼其名,不能露出一点恭谨之意。我也不再是他的下属,不再是他老的学生或他的老友的学生,而是代表堂堂革委会“押解”他老的董超、薛霸之流了,不过美其名曰“革命群众”罢了。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我还得称他老为“牛鬼蛇神”。例如这次到酒泉治伤,我居然就利用了常老的这个“身份”,办到了原不可能办到的事。至于上车时称呼了他一次“老同志”,那也是为了应对不知情的旅客,讨得一个下铺而已。 

  说来话长,还得从头说起。
 
  68年春,所里成立了“大联委”,开始了另一波比资反路线时期更大的揪人狂潮。我则因多次被借调到县里工作,得以暂时脱身。等到我秋天回所,所里已来了军宣队。以后,所革委会也成立了。 
 
  军宣队三个人。队长李治安,副团级,其实心地挺好,大大咧咧,与知识分子(当然只限于“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并无歧视之心。他的妻子也来了,还为我们这些单身汉时时缝缝补补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儿笑起来特别可爱,与“牛鬼蛇神”的子女成天疯淘。另一位我们叫他老解,陕北人,连级,高个儿,笛子二胡样样来得,尤其喜欢吹唢呐,随身就带着一把。他到了所里就像是一位游客,从来没听他在会上说过什么,一切似乎都与他毫无关系,“阶级觉悟”极差。经过他的房门,便拉你进去听他吹唢呐。好听,充满深情,让你想到黄土高原,大概他心里只惦记着老家。还有一位小王,一个小兵,四川人,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矮矮胖胖,按体型判断本应属于老好人之类,却出奇地“革命”,凶神恶煞般,即使对我们这样的“革命群众”,经常自豪地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你们的出身都不好,再说,你们又都是知识分子!”在他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天生有罪,比他这位贫农出身的低档多了(从此,我就再不相信按体型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说法了)。 
 
  这位小王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便是学会开汽车,可以肯定,此事与他即将复员回乡有关。在部队没人让他学,到了所里,便利用军宣队的身份,没有驾驶证也要开车,对司机王杰三搞了一场“夺权斗争”。正好,那位建国前曾经给国民党驻军廖师长开过车的王司机,天天活在被“清理”的恐惧之中,巴不得能巴结上这样一位朋友,自动乖乖交权。所里有两部车,其中一部是所谓“轿车”,是常老想办法在兰州请人就一部卡车改装的。因为车身窄,除了前面有两排座,后面的座位就围成凹字,中间还可以装一些货。有时人多,在堆在中间的米袋子上也坐着人。“文革”以前,常老自然坐在前面,成为“牛鬼蛇神”以后,只能缩在车尾。我们坐在车上,看在眼里,却也说不得什么。由着这位夺到权的王小革命七上八下曲里拐弯地拉着我们进城,心也七上八下。 
 
  这天,逢着公路两边浇水。农民为着方便,把公路横着挖成小沟,让水流过,沟边堆起两条土垄,按说只要慢慢开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多年来都是这样的。偏偏这位小革命不管这一套,没减速便想冲过去,车子一蹦老高,全车人便都摊倒了。那天大概为了寄信进城的常老照例坐在最后,蹦得最高,头竟被蹦到车顶棚里去了,再重重摔下,登时造成腰椎骨折,不能行动。

  常老疼得熬不住,打报告申请治伤。敦煌没法治,常老要求去兰州,革委会看不是事,只得同意,但只能去酒泉,派我“押送”前往。 
 
  为什么派我去?一则这本不是什么好差使,革委会衮衮诸公忙着革命,不屑于为这种小事劳动贵体。二则既然没人愿去,我也暂时还没被揪出来,不妨也给我一个临时“革命”的考验机会,事儿便摊到我头上了。 
 
  临到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给常老继任夫人、原党支部书记、当时也已被揪出的李承仙偷偷打了个招呼,要她准备一个枕头,垫在从敦煌到柳园火车站的汽车座位上。上汽车后,又请司机尽量开稳当一些。 
 
  到了酒泉,我给常老谈了一次话。我要说当时毕竟年青,胆子小,当然不敢作倾心之谈,只俨然作公事公办状,嘱咐常老不要随便出门,提醒他这里刚刚办过他的罪行展,人人大概都会认出他,不要出意外。实在要出去也得我跟着。常老望着我,没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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