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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坛打黑：在高潮中收官

http://www.CRNTT.com   2010-10-22 13:29:15

体制变革如何推行？ 　　日前，一位体育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中国足球应该成立职业大联盟，由司法介入监管，日常管理办法是《公司法》和《职业体育法》，而不是人事任命，否则当前的这种体制必然会培养更多的谢亚龙和南勇，“因为这里面的利益比一个上市公司大多了，把我弄去当足协主席，我一样贪污”。 　　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体制之下产生的贪官未必是官员自身的问题，同时我们明白了为何刘鹏局长会在这个时候出面回应，为什么打黑风暴要在高潮中落幕。几天前，记者与一位体育界元老在一起闲聊，提及足坛打黑，他深有感触：“中国足球是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排头兵，如今它也不可避免地充当中国体育体制的‘牺牲品’。现在外界都在看中国足球的笑话，甚至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其他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和官员。可是，我倒不明白了，试问除了足球，其他项目就没有腐败吗？谁敢说没有！” 　　在此，我们不妨将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体制变革做一下对比。 　　据李承鹏在博文中介绍，当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中、日两国足协曾经不约而同地相继进行了改革。那一年，王俊生在中央“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指令下开始了所谓的“职业化改革”，就是“红山口会议”。同一年，日本足球也在改革。日本足球职业化改革只比中国早半年多，但和王俊生不一样，日本足球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原日本足协主管联赛的干事54岁的川渊三郎(相当于郎效农)因屡次向足协提议改革联赛体制不被采纳愤而退出，出走民间，联合部分俱乐部成立了“J联赛”的前身，并在一场“民选”中当选了联盟主席，由于坚持商业化运作、俱乐部利益清晰，J联赛搞得非常红火，在川渊出走后三年多，日本足协请回了川渊让他兼任副主席一职，后来又因为“民选”成为日本国足协主席，四年前川渊还因其对职业足球推广做出的卓越贡献被国际足联授予“国际足联功勋奖”。 　　据悉，日本足球界的所有事务由日本足协总体负责，下面包括J联盟、全国社会人足球联盟、全日本大学足球联盟等12个分类组织。另外还有裁判协会、球员协会等自发组织。但一般情况下，日本足协不能干涉J联赛内部的运作、经营等具体事务。J联赛虽然每年也要向足协缴纳一定百分比的球市收入，但J联赛一开始就是本着联盟保护球员利益、尊重俱乐部利益，俱乐部要服从联盟安排的原则进行的。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足协主席之所以强于中国足协主席，这并非个体能力差距，而是民间普选和政府任命的先天差距，“民选”的主席在竞选过程中就遇到了诸多是非具备了超强的应变能力，因此在日后的工作中绝不会像中国足协的主席总是那般武断、草率，官本位息气浓重。 　　应该说日本足球改革成功始于一场“退出”，中国足球改革失败始于一次“行政任命”。在遇到阻力时毫不动摇地与旧体制与旧观念斗争，人们通常注意到：日本足球改革首脑人物都不受政府节制，或者受的节制只是观念上技术上而不是行政任命上的，而在中国，这很难办到。很难想象郎效农离开足管中心去成立一个C联盟，他一出足协的大门就会被修理，也很难想象谢亚龙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地去申办世界杯，先别说他可能连个申办书的英、西、法语翻译都找不齐，可能还没有等他的想法成为现实其乌纱帽就被摘下来了。可见，在中国足球体制改革难度有多大。 　　除此之外，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长期不愿放权也是改革很难推行的主要原因。当前，刘鹏局长首次提出了中国足球要“管办分离”，这其实是一个被外界和专家呼吁了近10年的老话题。然而，为什么中国足协始终不愿意放权呢？原因很简单，如果足协充分下放经营权，那么中国足协的经济利益和权力范围将受到极大的削减。改革之后，如果中国联赛委员会或者称为是职业联盟像欧洲顶级联赛英超那样完全独立于中国足协，那么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如何坦然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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