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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被低估的十本书

http://www.CRNTT.com   2011-03-06 11:02:49  


  中评社北京3月6日讯/“这十本书不是中国出版商最喜欢的书,不是媒体热衷报道的书,不是阅读率最高的书,不是图书排行榜上可以看见的书,不是最时尚的书,不是网络最热捧的书,不是最赚钱的书,不是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书,但不知道这十本书,就别说你是读书人。”广东《时代周报》日前刊载文章盘点“2010年被低估的十本书”:

沙俄伪立宪及其崩溃

周伟驰

  帝国的崛起是相似的,帝国的崩溃却各有各的原因。一战前后崩溃的帝国不少,奥匈帝国、德国、土耳其、沙皇俄国、清皇朝都赶上了这一波,其中俄国患上的“帝国崩溃症”,比清皇朝还要“典型”:革命党忙于办报纸鼓与呼;激进党忙于搞恐怖活动;立宪党左支右绌,既要与革命党争论革命的不理性,又要与顽固派争论改革的必要性;保皇党发现皇帝跟自己一样成了新时代的恐龙。庞大的官僚机器照旧运转,却因为没有润滑油和水而到处冒烟。

  关心俄国的命运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目睹了1905年俄国立宪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在俄国的命运颇为关心,他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会了读俄文(就跟梁启超几天之内学会读日文一样),写成《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两篇长文,揭露俄国立宪中的问题。1917年,德俄还在战争中时,主要作为一个德国人,他又写了《俄国向伪民主的转变》、《俄国革命与和平》两篇短文,主旨是说俄国在位各党派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继续得到英法美的金融支持,维护国内秩序,都希望延续对德战争,而苏维埃虽反战却无力扭转局势。从一个德国人天然的爱国立场来看,当然俄国能实现真正的联邦制,使各民族(如波兰、芬兰、立陶宛)自治甚至独立最好,这样可以减轻这个东方近邻对德国的压力。但是民主并不一定会导致和平,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以及民主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已表明一个对内奉行民主的国家,可能对外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韦伯以西欧1648年威斯特伐尼亚和约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来看俄国,未免强求。对于德国,民族结构和语言单一,比较容易形成“现代国家”,对于俄国这样的通过武力扩张而拥有多民族、多语种的异质成分的“帝国”来说,西欧的民主制和联邦制显然会导致很多问题。

  在早些的两篇文章中,韦伯对于自由主义思路在俄国的阶级载体作了细致的考察( “编者前言”已有介绍),有一些敏锐而有趣的洞见。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中他对当时几个党派的宪法草案作了分析,很注意它们忽略的东西。在评论解放联盟的草案时他说,它“没有包含的东西经常比它包含的东西让人更感兴趣”。这些草案中没有谈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民族与语言问题”、“教会与国家”。俄国真实的、财产上的资产阶级如大工业主、大地主,思想上可能是跟沙皇一样反动的,而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呢,他们在财产上可能是微薄的。那种指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动地出现自由主义和宪政的想法是错误的。韦伯指出立宪民主党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的胜利含有侥幸成分,主要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对杜马的抵制而不参选,因此左翼的选票帮了它很大的忙。那么自由主义的阶级载体到底在哪里?社会革命党(书中译为“社会主义革命党”,太绕)的支持者主要是农民,社会民主党主要是工人,至于“贸易和工业党”,是“‘资产阶级’这个词严格的经济意义”上的代表,立宪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大小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会的成员,但在人数上他们并不占优势,因此它的阶级基础是十分脆弱的。这从俄国后来的局势发展是一目了然的。

  为什么在韦伯看来,俄国1905年的立宪是一场闹剧,一场“伪立宪”呢?在他看来,沙皇和官僚政府并不是真心想搞立宪,放弃其权力,而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如日俄战争失败、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政府缺钱有求于外国金融资本等等),摆出个样子给外国资本家看,也顺便安抚一下国内百姓。由于并非积极主动的立宪,因此在选举前施加苛刻的条件,选出后又百般阻挠和刁难。选举法规定只有有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不同阶级的选票比重不同(大地主一张票相当于几百个农民),这只能激起无地的低级阶层知识分子的仇恨。沙皇在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中承诺要搞立宪选举,要保证人民的自由,但是直到议会选举前,“自由”的情况又如何呢?先看言论自由。虽然报社摆脱了审查制度,对新闻取消了预防性的审查制度,但政府新加了“许可证”,如果你想办报纸杂志,而政府觉得你与“道德或者法律”冲突,就拿不到许可证。在宗教信仰自由上,政府承认了分裂教派(旧仪式派)和路德宗等新教教派,确认了在广义基督教之内改宗的自由,但是对“迷信的教义”“不予以宽容”,那么谁来判断是否“迷信”呢?“教会登记制度”由谁来判断哪些宗教能获得登记呢?很可能“所有迫害再次上演”。在语言使用自由上,波兰等属国的次要学校可以用母语教学,这点稍有放宽。至于沙皇所承诺的“结社自由”,从一开始就不能兑现。政府对教授团体和工会一直警惕,生怕它们构成威胁。韦伯对此的评论是,“自由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而当人们正要使用这些自由时,它们转手又被收回了,这种伪善必然成为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可怕仇恨的源泉”。官僚化的政府完成了全面的独裁化,它的任务似乎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力,不让议会分享。最终因为政府想引进一项贷款而议会不批全额引发政府与议会的矛盾大爆发,第一届议会在两个半月不到之后就被解散了。这些就是“伪立宪”、“伪民主”的表现。

  俄国社会的古代特征

  韦伯有些话刻画得准确。“当前俄国发展的独特性在于,西欧的经济‘文明化’和国家‘文明化’的全部特征突然间一股脑儿地聚集在一个社会之中,然而这个社会,除最高层之外,仍然是有古代特征的。”这种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这种古今新旧的同时杂陈,使俄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呈现出不同于西欧的行为和思想特征。

  俄国的古代特征,首先体现在沙皇制上,它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用及为谁服务上,跟现代理念完全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沙皇及其政府(它无异于皇帝和贵族的延伸和代理)一直把俄国现代知识分子视为心头大患、对其人民只有防范之心而无民有民治民享之意的根本原因。为了维持稳定,政府不得不将紧张的财政中一大部分用来装备和贿赂警察、军队,甚至每栋楼都要安插一个人来实施监控,几乎任何集会都有警察在场,“国家行政部分几乎完全为治安目标服务”。稳定的成本如此高昂,人们自然会想,为什么不把沙皇及其政府换了,换上一个价廉高效的新政府呢?这个新政府的基础是什么呢?它应该就是地方自治会。不仅韦伯对它高度评价,后来的俄国思想家如索尔仁尼琴等人也把俄国的未来寄托在这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具有草根民主精神的组织形式上。

  俄国的另一个“古代特征”是它的村社。村社本由宗法农奴制演化而来,它既有保护个人生存的温情脉脉的一面,也有以集体束缚个人的一面,既有分工协作集体劳动的一面,也有不重效率但重平均不重竞争但重和谐的一面。韦伯已注意到村社劳动没有效率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势不可挡,最终将让村社这个“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寿终正寝”。但是,俄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如赫尔岑认为,俄国可以在村社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而绕过万恶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条思路将村社理想化成为一种信仰,形成了民粹主义。他们还没尝到资本主义的味道就对资本主义表示愤怒,他们跟在当时风涌潮起的西欧社会主义后面,夸大资本主义的罪恶,强调俄国人的贡献,想抄捷径,毕其功于一役,一举登上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峰。背后何不是有一种弥赛亚主义?民粹主义因为想跨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跃入社会主义,而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不合,因此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都批评民粹主义。但是,在实践上,列宁与民粹主义有很复杂的纠葛。俄国后来走上共产主义这条路,还是跟村社和民粹主义有密切关系。韦伯在文章中提到俄国未来发展方向不确定,亦频频提到激进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俄国走上“农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还是在他的视野之中的。

《论俄国革命》

[德]马克斯.韦伯着  潘建雷、何雯雯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7月版

  被低估理由:

  韦伯有些话刻画得准确。“当前俄国发展的独特性在于,西欧的经济‘文明化’和国家‘文明化’的全部特征突然间一股脑儿地聚集在一个社会之中,然而这个社会,除最高层之外,仍然是有古代特征的。”这种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这种古今新旧的同时杂陈,使俄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呈现出不同于西欧的行为和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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