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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行救女”是无良策划吗

http://www.CRNTT.com   2011-03-28 09:26:51

一些一无所有而只剩下生命的民工，却被某些玩弄文字的家伙称为“赤贫贵族”，我终于明白“刀笔吏也可杀人”的典故了。这些号称“无冕之王”的媒体工作者为民工受到制裁而“鼓与呼”，却不去谴责那些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甚至医药费的建筑公司和包工头。他们不去追问民工为什么会孤注一掷，却用“稳定”的大帽子来打压这些无辜者。 　　近年来，不仅出现了民工跳楼事件，还出现过民工绑架包工头的亲属讨还工钱的事件，这些我们谁都不愿看到。我认为，单纯指责民工是“法盲”于事无补，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谁无父母、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姐妹，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我们有多少法律能够切实保护民工的权益？我们有多少政府部门在为民工提供服务？黄某在跳楼之前，已经尝试过所有正常的、和平的渠道，比如与施工方谈判、比如向劳动部门投诉等等，但这些“传统做法”全都无济于事，她才只好“铤而走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把民工逼上这条危险之路。如果我们依然不反思制度的缺陷和舆论的偏差，依然居高临下地批判民工的“愚昧”和“偏激”，那么还会有无数类似的事件不断地发生。在那位“过于聪明”的评论家的笔下，替民工说两句话就成了“因噎废食、矫枉过正”，而帮助施工方掩盖罪行却成了“主持公正、遵守法纪”，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混蛋逻辑。我为我们有这样“嫌贫爱富”的媒体而羞愧，我为与我一样以“写字”为职业的人中有这样“冷酷的心”而震惊。正如那位民工所说的那样，这些读过许多书的人，难道真的就有很高的“素质”吗？ 　　学者唐逸在分析今天中国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心理的尖锐对立时指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上的急剧两极分化，对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国民，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需要一定时间来吸纳新的生活方式。而豪华炫富和蔑视平民的新风气则大大推迟这一过程。暴富令人嫉恨，暴富的手段不光明令人义愤，暴富的豪华令人歆羡，此时暴力便可能成为强悍的弱势者发泄的出路，或成为非理性获取资源的手段。” 　　他接着讲了一个英国的故事：英国社会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生活时，列出某郡体育代表队的名单，队长是下层的皮匠，而队员中有当地首富的大贵族，在训练和比赛中融洽相处并一律服从队长。垂威利安评论道，假使十八世纪的法国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便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贫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否以礼相待与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是前者，勿宁是后者。 　　而在中国呢？唐逸举出了两个与之截然对立的例子：“据报纸报导，有一位农家妇女担了水果上街，被豪华轿车撞翻担子，撒落一地水果，农妇坚持要驾车的富人帮她捡起果子，富人只肯给她一点钱而坚决不肯折腰捡水果；这时来了警察，当即厉声斥走农妇。还有一位老人担了木柴上街，担子划了一下疾驰的小轿车，开车人下来不由分说，两拳便将老人打死在地。贫富不均是一回事。机会的自由是另一回事。而富人以什么方式对待穷人，又是一回事。在这三件事中，上层（以及所谓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有没有挥洒出基本的智力与教养，皆关系到社会，以及富裕者自身的安危。” 　　民工跳楼事件已然呈现出了这样的危机，但是我们的媒体不仅没有正视和试图缓解这一危机，反倒在加剧这一危机。“民工跳楼秀”这一卑鄙无耻、冷酷无情的汉语新词汇的出现，鲜明地展示出某些精英人士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同情心和公益心，已经彻底地沦落为权势集团和富有阶层的帮闲、帮忙和帮凶。他们以为自己在“维护”稳定，殊不知他们的做法如同向火焰中浇入汽油，后果如何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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