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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医院血案的背后（上）

http://www.CRNTT.com   2011-10-16 08:12:28

当医患纠纷发生时，哪些是医学技术无法尽如人意的合理部分，哪些是因为医德缺失而导致的事故，需要一个中立机构的仲裁，但这通常是一个过于漫长的过程。陈志华说，医患官司是所有案件类型中耗时最长的，“几乎都以年计算”。迟滞的司法与大医院是稀缺资源的现实结合，形成了对大医院的另一层印象——强势的权力部门。万永庆对本刊记者感叹：“同仁太‘硬’了。换家别的医院，早就告下来了。它是副部级单位，以前是东城法院的定点医院，法院能判医院的不对吗？”但实际上，同仁医院属于北京市卫生局主管，在行政级别上是处级。而且，在以往的医患官司中，同仁医院在东城法院败诉的概率并不低。同仁医院的常年法律顾问金小兵告诉本刊记者，他代理的同仁医院医患官司，被判败诉的概率大概是50%～60%。 　　从起诉同仁到举起菜刀，王宝洺走了3年。在我们采访过程中，除了亲人和朋友，其他与王宝洺接触过的人，大都对他印象模糊，只是“有点秃顶”，“没什么特别”。在诉讼过程中，金小兵和他见过几面，也没觉得异常，除了“发表意见时，因为说话不方便，他的话都需要妻子重新翻译，情绪显得比较激动”。但在深夜一间静寂的咖啡屋内，听到万永庆模拟王宝洺说话，我们才能有些许了解“情绪激动”后隐藏的痛苦。那是一种哽噎在喉的气音，浑浊微小却揪心。在全喉切除后，王宝洺接受了食道发音训练，但能听懂他表达的人，只有妻子和最亲近的朋友，他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绝大部分社交圈。万永庆说王宝洺最怕上火，经常吃牛黄解毒丸。这种对一般人来说很普通的小病症，对全喉切除的他就是一场灾难。“你试着用手揪住喉咙两分钟，这就是他的感受。他一直难受着，这难受分分秒秒跟着他。” 　　任何痛苦都不能成为施行暴力的理由，但如果这种痛苦更能被注意和理解，是否可能减少暴力的发生呢？袁钟说：“医疗是什么？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但总是抚慰。”当技术进步以及病源与医生数量的巨大落差，导致在中国的大医院，生物医学模式成为主导时，更为中立的组织本来应该化解偏见，澄清想象，弥补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知识差距，在维持社会公正的同时，达到一种新的抚慰。但遗憾的是，在王宝洺这个案例里，所有后续的组织机构都失效了。大的医院，大的行政机构，大的司法系统，它们因为强大而僵化，因为僵化而失去了对个体痛苦的感知力，只剩下冷冰冰的谈判与程序。王宝洺案耗时3年还未进入鉴定环节。他自己固执的不信任或许是原因之一——因为他质疑医院提供病历的真实性，鉴定中心无法展开鉴定，法庭调查因此迟迟没有进行。我们在采访中接触的一些法律专业人士认为，这确实是个考验法官智慧的难题，但如果法院与其他各方的沟通互动能更积极一些，这未必就是个无解的问题。血案发生前的当天中午，王宝洺在电话里从代理律师处得到的信息是，该案仍然不能开庭。 　　经过3组手术，9个多小时的抢救，徐文脱离了生命危险。9月30日，同事在微博上贴出她最近的照片，徐文用一个手麻科同事制作的玩偶遮住了脸，倚坐在床头，一台紫红色的笔记本也已经摆放在病床上。但血案的震动显然并没有结束。在同仁医院东区外侧，有拉起安全线的特警岗。穿着天蓝色安保制服的保安，冷冷地端坐在诊室门口的长凳上，或者提着黑色警棍，镇守在候诊大厅的楼梯口旁。即便如此，在王宝洺闯入医院后约一周，同仁医院一位眼科医生在门诊被患者踢了一脚，护士长被咬。但当事人都选择了回家休假，不向外界做任何解释。患者的戾气造就了普遍的恐惧，恐惧又导向消极。在这次采访中，时常听到不同职业的采访对象相同的假设：如果某件事情这样做了或者不这样做，那被砍的人或许就是我…… 　　另一种讨论也在进行。袁钟说，血案发生后，微博上有一群医生邀请他讨论西医学医徽的含义。“图案是一条蛇缠绕着一柄权杖。权杖代表着医学技术的权力，但这个权力太大了，因为它涉及人的生命。所以蛇代表对这种知识和权力的约束。技术是需要约束的，当我们没有掌握运用这种技术的人文智慧时，最好不要推出这种技术。” 　　这是医生行业的自省。袁钟说，在一些大医院内部，已经开始通过科室调整的方式，探索医疗模式的改变，由技术当道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但平衡医学权力的人文智慧不仅包括行医过程中对患者的沟通、抚慰，更包括当误解或事故发生后，具备权威和中立性的确认处理机制。消除对医院的技术万能印象、潜规则印象以及权力印象，重建医患之间的道德与信任基础，这是一个超越医院范畴的社会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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