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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大跃进”

http://www.CRNTT.com   2012-01-31 11:27:36

中国垃圾焚烧项目发展很快，但起点低，污染控制非常困难。图为距离垃圾焚烧厂百米左右，一棵枯萎的小树。CFP 　　中评社北京1月31日讯／“中国垃圾焚烧项目正大干快上，但如何控制污染以及缓减‘邻避运动’还未做好准备”《新世纪》杂志2012年第2期登载记者于达维的文章“垃圾焚烧大跃进”，详文如下： 　　从2008年起至今，在中国争议不断的垃圾焚烧，正在演变成一场投资盛宴。   　　“十一五”的后三年加上“十二五”共八年时间，是中国垃圾焚烧产业的黄金时期——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近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垃圾发电展望论坛上如此预言。   　　财新《新世纪》从这次会议上获知，目前中国建成和在建的垃圾焚烧厂，总数超过160座；而“十二五”期间规划的垃圾焚烧厂超过200座。也就是说，未来四年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数目可能增加2到3倍。   　　■ 千亿元蛋糕   　　增势日益凶猛的垃圾如何处理，是摆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难题。   　　目前，中国每年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3.6亿吨，其中城市生活垃圾1.5亿至1.6亿吨，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并且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   　　在垃圾处理方式上，中国以填埋、焚烧和堆肥为主。填埋是目前主要方式，占比近一半；焚烧占比12%左右；堆肥不到10%；仍有30%的生活垃圾未能处理。   　　张益说，虽然填埋是主要方式，但处理比较初级，而且有占地多、臭气不易控制、稳定周期长、存在污染风险等问题。与之相比，焚烧方式占地小，稳定化速度快，减量效果好，臭气容易控制。对于人口密度大、土地紧缺的大城市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技术咨询中心总工程师施阳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当前，中国垃圾处理的主要问题仍是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十二五”期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仍是首要任务。   　　施阳透露，“十二五”期间，全国将新增处理能力约40万吨/日，新增投资约1400亿元。此外还有一些续建项目需要追加投资，续建投资约300亿元。收运转运约360亿元，存量治理约200亿元，餐厨垃圾约90亿元，垃圾分类约200亿元，监管能力约50亿元。“十二五”期间中国在垃圾处理上的投资高达2600亿元。   　　业内人士透露，2600亿元大蛋糕中，超千亿元将切给垃圾焚烧发电。   　　据介绍，国家环保部门内部对于垃圾处理的方向一直有两派意见。一为主烧派，一为反烧派，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这种局面在2011年4月发生了变化。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土地资源紧缺、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要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   　　此后，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纷纷上马，但均低调推进。山东省、浙江省各自规划了20座；福建省规划了17座；江苏省、广东省分别规划了14座和13座。   　　张益透露，未来上海市将建设11座垃圾焚烧厂，最小的日处理能力800吨，最大的3000吨，加在一起1.6万吨。在上海引起广泛争议的御桥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为1000吨。这就意味着上海还将增加16个御桥垃圾焚烧厂。   　　按照相关规划，到“十二五”末，中国的垃圾焚烧厂总数将超过300座，日处理能力将达到30万吨，占垃圾处理总量的30%。   　　显然，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迎来垃圾焚烧项目的“大跃进”。   　　■ 邻避难题   　　中国选择的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目前各级政府正面临两方面的夹击：一边是城市周边堆积如山的垃圾，另一边是居民对于垃圾焚烧的反对声。   　　据张益统计，从2007年6月北京由于居民反对而叫停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设，到2011年1月，全国至少发生了十次因为垃圾焚烧选址引发的群体事件，其中北京市三次，江苏省三次，广东省三次，上海市一次。   　　“都是经济最发达，居民环保意识最强的地区，也是房地产升幅最高的地区。”张益说。   　　谈到中国垃圾焚烧污染现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所长王琪认为，中国垃圾焚烧发展非常快，但起点低。由于垃圾焚烧的物料差异很大，几乎是来什么烧什么，对于污染控制非常困难。   　　在兴建垃圾焚烧厂过程中发生群体性事件，不是中国的特例。发达国家和地区将这类现象称为“邻避运动”（参见本刊2011年第45期“‘邻避运动’在中国”）。   　　“邻避运动”最早出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欧美国家。起因是，垃圾处理厂、变电所、核能站、精神病院、监狱、殡仪馆等设施，时常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抗。居民的诉求通常是“别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 ，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干扰。中文一般将此情形译为“邻避”或“邻避情结”。   　　美国、日本和多个欧盟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最终通过严格的环境排放标准，透明的公众参与制度，以及对设施周边居民进行市政补贴（如建绿地、图书馆、就业优惠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此问题。而在中国，这三方面均未成为制度，冲突因此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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