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文革中的周扬：耳朵被打残 不怪毛泽东

http://www.CRNTT.com   2012-02-26 08:52:37

“文革”之后的父亲，是能深刻反思的少数共产党人之一，以至被人看做是“党内异端分子”。我想是他没有把党走过的弯路只看成是毛主席和“四人帮”的错误，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父亲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中央安排的。他在报告中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没想到，这一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给了父亲最后一击，一年后他便倒下不起，直到去世。 　　记得1984年秋父亲住院不久，大约已进入冬季，听妈妈说，耀邦同志专门派人送来一个西瓜，那是朝鲜送给耀邦同志的，一共只有几个。当时反季节水果极少，不像如今一年四季水果都能买得到，所以十分珍贵。我觉得，在当时，胡耀邦同志也只能用送西瓜对周扬表示一点安慰而已。 　　晚年的父亲为大多数文化界知识界的人们称颂。至死忌恨他的是极少数。袁鹰回忆1984年12月29日的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说，周扬从医院打来电话祝贺，“十秒钟的简单祝贺博得了两分钟的不息掌声。”“没有人发号令，没有人在主席台上带头，掌声完全是自发的，真心诚意的。”1月3日，356个代表自发签名的慰问信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作家代表团的联名信送到医院。我看过这两封信，是用毛笔(或粗水彩笔)写在几张大白纸上的。这信的思想是真诚的，感情是深挚的。 　　在饱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后，1989年7月31日，父亲默默地走了。 　　我从机关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去了。老秘书露菲大姐已到，我六神无主，全凭露菲张罗。没多久，一些领导和父亲昔日的部下也来到医院，大家决定暂时瞒着住在医院的母亲。把父亲遗体送到太平间后，我们赶紧回家布置了灵堂。院子里已经来了不少文联的同志，在夏义奎同志和露菲的指挥下，一切有条不紊。 　　第二天开始，李瑞环、温家宝、王忍之、朱厚泽、翟泰丰等也来了，父亲生前战友部下学生朋友，母亲的熟人朋友学生，吊唁者络绎不绝，灵堂(客厅)摆满鲜花，只好把沙发搬到厢房廊下。院子里排满花圈。 　　父亲在三个单位任职：中宣部，社科院，文联。也应是官方的丧事办理单位，不过实际上来的主要是文联的人。多半是夏义奎和露菲的部下，他们从早到晚不辞辛苦，有事我们一起商量，我就定心了。 　　习仲勋同志来了两次，关心得很具体，嘱咐一定要把丧事办好，看到他很难过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宋任穷伯伯和钟阿姨来，建议把告别式定在9月，因为8月份中央领导人多数不在北京，同时，叫我把《周扬生平》稿好好找人看看。《周扬生平》原稿是顾骧同志写的，我作了少许修改，送交陆定一伯伯审阅。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回稿。陆伯伯比父亲有过更多的血和火的战斗经历，几十年一起工作，两人意见未必完全一致，平时私人来往不多，他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知己。有这些可信赖的长辈的支持，我不怕什么了。 　　9月5日早上，母亲坐在轮椅上到北京医院和父亲最后告别。她的眼泪早已流干，呆呆地看着父亲，抚摸着他干柴一样的手，坐了一会儿。她已虚弱得不可能去八宝山了。我托好朋友吴铁梅陪妈妈回友谊医院。一个多月后，妈妈也随父亲去了。 　　父亲的告别仪式十分隆重，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灵车队伍很长，前面警车开道，在长安街上由东到西呼啸驶过，引起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好不威风。八宝山第一告别厅前人头攒动，花圈一直摆到了大门口，不够，又上库房取。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