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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有多少教授学者不堪忍受屈辱自杀

http://www.CRNTT.com   2012-03-25 09:02:33

1979年春夏之交，我从中越边境回到昆明，来到离云南大学不远的莲花池畔，去凭吊诗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广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们对他的侮辱，在这里投湖自尽的。我去的时候是一个黄昏，在湖边我遇到一位钓鱼归来正在闲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惨景的目睹者。听我说我是来凭吊李广田先生的，他说：“那天清早，听说湖边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赶来，见李校长（广田先生时任云南大学校长）躺在水边的草丛里……他是我们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时就哭了……” 　　我看着黑沉沉的湖水，脑子里却想起多次听昆明人说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徒手学生制造“一二.一”惨案，当时李广田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与著名的进步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置生命安危于不顾，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和平、要团结、要民主”等口号。又与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被特务列入准备暗杀的黑名单；我还想起他曾怀着满腔热情，撰写了歌颂这个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国之后，先在清华大学后在云南大学，对祖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我和广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50年代初，曾听过他一次有关新文学的报告。而此刻，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没能杀死李广田先生，而如今，他却面对一伙无知的青年学生，在自己还没有弄懂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敌人”的情况下，就革起不该被革的人的命来，疯狂地喊着“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口号，掀起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批斗之风。一时间，祖国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广田先生般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幸免。广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杀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难飞，无法躲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绝不归之路。 　　邓拓先生1966年5月自杀身亡，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邓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文章，就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上了。这篇篇杀人不见血的诬蔑檄文和像泰山压顶般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无法承受，无法分辩，他只好舍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却有这么一段文字：“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邓拓先生……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春节刚过，前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省长王昭被林彪在青海的死党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韩琴谱大姐在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纪念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上遇到邓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岚大姐。我曾犹疑多时，依然忍不住向她提问：“老邓同志（新闻界都习惯这么称呼他）怎么没能过去这个坎？”对我的问话一岚大姐沉默有时，然后沉痛地说道：“政治压力太大呀，是非功过都颠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体又不好，料想经不住这风暴，也担心我和孩子受他的连累……”说着，泪水已在她的眼眶里打转了。 　　于是，在那祖国大地万民心惊胆寒的日子里，邓拓“宁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勇敢地杀身成仁了。邓拓先生凭他知识分子的良知，1957年因怀疑、抵制那场不该发生的“运动”，被扣上“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的帽子，他预料这一次运动到了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不会对他网开一面。据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说，在他自杀前的一个深夜，邻居见他站在桌子上，借手电筒的光束欣赏自己珍藏多年的挂在墙角的字画。“文革”前，他把自己高价收买价值连城的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以及其他许多名人字画无偿献给国家。他是多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艺术，多么舍不得丢弃这一切！奈何苍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辞生，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当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后，鲁迅先生曾说自杀是需要勇气的话。他说“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在这里，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杀，但我赞美自杀的勇气，我赞美邓拓先生那刚强的性格和浩然的正气。“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古训，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烙得太深了。邓拓年轻时即服膺明代于谦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邓拓先生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无独有偶。继邓拓先生自杀不久，他的下级，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的陈笑雨（集体笔名“马铁丁”的主要撰搞人），在报社蒙受数次批斗，并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楼时逼他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且揪撕他的头发让他抬头看看“我是谁？”在这种深受侮辱的情况下，家属也只好划清界线，他面临一种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黄昏，笑雨先生没有回家，径自来到从钓鱼台流出来的清水河边。当人们寻他不见，想起他走出报社大门时，曾把一个书包扔在收发室，打开书包找出一个本子，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乾净。”当尊严与侮辱相碰撞时，笑雨先生义无反顾，选择了尊严。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雨，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雨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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