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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顺流而下,逆流而上

http://www.CRNTT.com   2012-10-09 13:46:10  


 
出走与被迫消失

  若是为了爱情歌曲算个屁,

  若是为了生命爱情算个屁,

  我就要走我就要走,要走。

  ——《红先生》

  “其实《一无所有》不算摇滚,它就是一首‘西北风’的情歌,但是后来被附会了太多的内容。”李皖说。

  在作家、音乐人刘索拉和学者李陀的高度推崇下,《一无所有》和崔健很快进入文化圈的视野。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以后,“崔健现象”成为学界极其热衷的话题。“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惟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达不到的作用。”美学家高尔泰将崔健的摇滚推到空前的高度。

  “有人给我数过,说《一无所有》里‘我’这个词出现了23次。在我的歌里,‘我’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崔健后来解释,他的走红离不开“文革”之后集体主义逐渐瓦解和公众自我意识的复苏。

  不过在李皖看来,在音乐中触及对“我”的表达,崔健并不算先行者。“80年代初的确听到的都是‘我们’,但港台音乐进来以后,‘我’作为主词就经常出现。实际上最早唱响小我的是邓丽君,她的歌全是在讲述个人的情感世界。”

  在崔健成名的80年代后期,另一位台湾歌手的到来,也令文化圈十分兴奋。他就是齐秦。“‘狼’是齐秦带来的另一个‘我’的形象,他在歌中描绘的那种苍凉荒芜的景象,就是当时我们的价值观面对现状的一个缩影。”李皖解释说,“不过齐秦歌曲中的意象更具西方的现代性,一听就是城市中的荒凉和人群中的冷漠。但是崔健的作品,勾勒的时常是农业景象,一听就是红色中国出来的。他的那种力量,港台音乐的确无法企及。”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最大的魅力,是总体上呈现的对困惑的思考。当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集体曾经共用的那种稳固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崔健作品表达的正是对这种现状的思考。或者说,他成功地讲述了‘出走’的主题,始终表达的都是要背弃原来、寻找一种新的东西。新的在哪儿?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要去寻找。这种时代精神,高度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症候。放在所有艺术里,无论哲学、诗歌、文学,都堪称是典范。”李皖说。

  与学者们饶有兴趣地凝视和解读不同,官方面对崔健却是如临大敌。1988年,“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崔健的获奖作品是《一无所有》,但他打算唱一首新歌。按规定每位歌手只演唱一首作品,于是他决定不带乐队,一个人抱着吉他就上台了。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惊奇地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崔健刚一开唱,现场一位领导马上一脸惊慌地冲到梁钦宁跟前:他唱的是什么?崔健一直吐词不清,这位领导把“红布”听成了“红旗”。“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临近结束时,崔健使劲摘下红布,狠狠地扔在了地上。这首新歌就是《一块红布》。

  再后来,崔健的演出要么很难拿到批文,要么毫无征兆地被无故取消。来自台湾的音乐人方无行最后一次在体育馆看崔健演出是在1992年的天津。“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看台上突然有人开始打架,场面变得很混乱。”匆匆收场以后,第二天的演出宣布取消。从这年年底开始,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崔健无法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出。

  一个流传较广的版本是,崔健在一次大型的红歌演唱会上擅自删减演唱《南泥湾》,触怒了某领导。但此说时间上与崔健遭禁严重不符,因此不足为信。那时李皖早已大学毕业,供职于武汉的一家媒体,崔健在武汉的演出也在售票之后无故取消。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张来自官方的明确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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