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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正在改变 | |
http://www.CRNTT.com 2012-12-26 11:31:14 |
金老师 金老师,名叫金凤淑,是朝鲜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官员,这个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广电总局,近年几乎所有到朝鲜拍摄的外国电视台摄制队,都需经由广电委接待安排。 金老师50多岁,身材瘦小,脸色严峻、语调平冷,是那种一看就感觉很厉害的老太太。 我们从2009年至2011年赴朝期间,她是朝方三人陪同小组的领导,也是最直接处理我们要求的人,因此,她总说,我们是“最麻烦”的一群,说这话时,第一年表情很严肃;第二年变成半责怪半无可奈何;第三年,就成为心照不宣的玩笑了。 三年里,我们从最初的斗智斗勇,渐渐变成相互理解、相互理解和包容的朋友。 2009年4月的一天,我们驱车4个多小时抵达桧昌郡的志愿军司令部,拍摄当年彭德怀在矿洞里的指挥部。刚开拍不久,金老师匆匆赶进洞里说,有紧急情况,必须“马上停止拍摄、返回平壤”。 这让人十分愕然,除了这个志愿军司令部,我们还要拍摄1公里外的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有毛岸英的墓,金老师知道我们的安排,但还是坚持要迅速离开,并拒绝透露原因:“上面的命令,马上回去!” 我们山长水远地来到这里,怎么能就此放弃?僵持很久,金老师终于同意:快拍、快走!在她明显不悦的脸色和不断催促下,我们完成了这两个地方的拍摄。 那段时间,朝鲜刚发射了“光明星2号”卫星,正在遭受国际舆论围攻,联合国安理会在当天准备通过主席声明、谴责朝鲜的发射行为,美韩联军也在朝鲜边境大肆军演,形势非常紧张。我们猜测,这次紧急召回,或许和此事有关,莫非战争要爆发? 回到饭店,原来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外国人,都是被从各个地方紧急召回的,直到我们遇见几位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原因简直令人哭笑不得——当天晚上有盛大的焰火汇演,金正日将到场观看,所有外国人、驻朝使节都被“邀请”现场观看。 当金老师和小崔身着朝鲜民族服装出现时,我们佯装不知情问:“到底为什么呀?”金老师依然神情严肃:“保密!”我们说:“看个焰火,为什么这么隆重呢?”她和小崔吃惊极了,反问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如法炮制:“保密!” 和金老师的另一次重大交锋,是小崔的抢门票事件之后。那天返程,我在车上表示了强烈不满——如果对我们的意图不清楚,我们可以解释;解释完后如仍不妥,可以再商量,但朝方这种毫不尊重我们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 金老师始终紧抿着嘴巴,脸色阴沉。虽然她一言不发,但事后证明,这种沟通也是有效的,但见效却不能着急,在之后几年中,这样的事情,没有再发生过。 和金老师关系的真正改善,也是小崔受伤带来的交流话题的拓展。 金老师来自革命家庭,叔叔是金日成的战友,父母都是医生,她的儿子在朝鲜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念书,说起这个儿子,金老师顿时变得面目慈祥,洋溢着笑意和自豪。 她甚至说:“我出来这么多天,我儿子都埋怨我不关心他了!”我们起哄说,您儿子吃醋了!她笑得比所有人都大声。 2010年第二次去朝鲜拍纪录片,朝方开始认可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忠实地反映了朝鲜的面貌,彼此也熟悉了立场和脾气,只要我们提出的要求合理,金老师都四处奔波帮忙联系。 在朝鲜,要做一个采访,事前都要由邀请我们的中央部委写好详细公文,亲自送达各受访单位的主管部门,获得批准后才能进行,所以许多拍摄都只有小崔跟着我们,金老师去做其他前期准备,一个部门地一个部门跑。 记得我们要求去上甘岭拍摄,由于涉及前沿阵地,军方迟迟没有答覆,金老师理解“上甘岭战役”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不知跑了多少军方部门,一再查询进展、解释原因,然而最后她只是平静地告诉我们:“很遗憾了,这次去不成,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我们是从小崔那里得知其中的艰难,十分感动,但金老师从没说起过。 2011年,我第三次去朝鲜,没有拍摄任务,只是谈一些项目。同2009年相比,朝鲜开始放松对陪同人员的管制,金老师和小崔可以和我一起坐在房间里聊天。我出发前将前两次在朝鲜拍的照片洗印放大,贴了三大本相册,分别送给她们,金老师欣喜不已,一页页仔细看,回忆每一张照片的情景,末了不忘补上一句:“你们呀,真是最麻烦的!” 2012年再去朝鲜时,才知道金老师已经从中央部委退休了,但还在发挥余热,在平壤一间旅游学院兼职培训中文导游,成了名符其实的“金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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