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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转型之难与帝国宿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9-13 11:21:16

中东地区的政治基因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代，遥想7世纪默罕默德在今天的沙特地区传教，阿拉伯人在沙漠内部遽然兴起，成为改变世界历史的一股风暴。阿拉伯人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但是阿拉伯帝国的权力重心一直北移，从阿拉伯半岛到叙利亚，而奥斯曼帝国虽然信奉伊斯兰教，却是突厥人建立的。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奥斯曼帝国的权力重心越过了黑海海峡。在这种权力的转换之中，今天广大的中东地区就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 　　奥斯曼帝国苏丹会委派总督统辖这些边缘省份，但是权力的边际效应迅速衰竭，“天高皇帝远”，从突尼斯到阿拉伯，当地贵族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更为重要的是，中东地区存在着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教派（逊尼派与什叶派），人种（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的分野，这些断层线在“大一统”帝国之下都被掩盖起来了。对于帝国统治者来说，只要能够缴税，不造反叛乱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划分清晰的身份边界。 　　当奥斯曼帝国成为“近东”的时候，欧洲殖民者已经广泛渗透到此地。1798年拿破仑率领大军侵入埃及，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就进入了漫长的转型期。民族主义思潮瓦解了帝国边缘的模糊状态，政治身份需要明晰化，无论帝国核心的土耳其人还是边缘地带的埃及人、阿拉伯人，都在寻求自己的身份标签。“断层线”成为新的政治认同的基础，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之前已经名存实亡， 随着一战的硝烟而灰飞烟灭。 　　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中东地区移植了主权国家的构造，但是帝国边缘的废墟上，几乎没有现代主权国家生长的土壤。如经济学家诺斯所说，任何制度都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国家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制度，但是在人类学意义上规范与国家的构造很难契合。帝国边缘上多重断层线是中东地区的历史基因，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对“路径的依赖”。依靠血缘、教派以及暴力工具为纽带的人格化交易网络侵蚀了主权国家，无论纳赛尔、萨达特还是阿萨德父子，都是依靠暴力建立起“盗匪国家”的装置。独裁者以恐吓与暴力维持了秩序，如同拉美国家一样，刚性稳定、广泛的寻租、低效的增长等等。 　　任何制度都是信念的外化，而随着存量知识和人口的增加，互联网技术与青年人剧增，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矩阵。人们对独裁之下的秩序失去了信心，增量改革的道路被堵死。于是，革命性变革成为精英阶层的信念，制度崩解，从有序到无序，由于缺少宪政秩序的历史遗产，革命动荡之后的埃及和叙利亚找不到软着陆的点，如同阿伦特所说，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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