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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傅雷之死

http://www.CRNTT.com   2013-11-06 14:36:09

文革中傅雷夫妇自杀，想要用这个民族最古老的“死谏”方式来警醒民族。 　　中评社北京11月6日讯／近日，伴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代翻译大师傅雷与夫人朱梅馥的骨灰安葬于上海浦东故里，大师亡魂飘零47年后终于“落叶归根”。与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样，傅雷的一生是与命运抗争的一生，“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与克里斯朵夫不同的是，没有一个臂抱能让他歇一歇，所以他失去了为新的战斗再生的勇气。傅雷悲壮的一生是中国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01 知识分子边缘化：傅雷没有机会为时代做事 　　傅雷生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剧变年代，传统士大夫逐渐失去了他们固有的社会地位，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逐渐边缘化。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并没有为这个剧变做好准备，因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依然很高，而这个群体的士大夫意识也较为强烈。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天然理想与现实政治中的边缘地位，决定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格。这是一个大时代，却不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大时代。很多知识分子无意中撞上了这个时代，被碰得头破血流。 　　可以说，傅雷所处的大时代将他卷入了时代洪流中。在徐汇中学读书时，他因发表反迷信、反宗教的言论，遭到学校开除；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他走上街头，参加演讲和游行；在北伐战争时，他参与上海学潮，遭到当局的威胁。所有这些都是特殊时代造就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士大夫精神之续。留法之前的傅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近代过渡型知识分子，既有通过政治参与，改变国家命运的豪情，又有技术专业救国的现实精神。 　　1931年，傅雷留学法国回来时，士大夫文化基本上已经消失，知识分子的地位几乎完全边缘化。到20世纪40年代，士大夫观念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傅雷回国到新中国建立，这段时间里，傅雷以翻译、教学为业，业余进行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仅限于成立“决澜社”这种行为，即通过主张新艺术理念，来呼应国内的革命形势。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有报国无门的悲叹，在各自的领域中摇旗呐喊，仅此而已。大批被边缘的文艺人才被迫倒向了左翼，失去对现政权的支持。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的岁月中，傅雷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1937年，第一卷发表时，傅雷在《译者献词》中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股精神鼓励了抗争时期无数中国人。这也是作为边缘知识分子的傅雷，能为他的时代做的事，也是最能体现他存在感的东西。接下来的政治洪流中，傅雷为时代做这点事的机会都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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