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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政治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3-12-03 09:12:40  


 
对“社会”主体强调不够
 
  在政治领域,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及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即执政党主导改革与社会参与改革的关系问题。三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社会治理”。对“治理”概念的强调是有原因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法,显示出执政党更重视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而非简单的以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思维方式。从前,无论是“维稳”还是“社会管理”,主体都是政府,都往往被理解成为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官员对人民的管理。这种话语的变化也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因为在“治理”的话语里,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都会涉及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而且也是社会。如何在制度层面实现“社会的参与”?这次全会强调的是“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这些表述和“治理”体制的建设还有很大的距离,主要是对“社会”这一主体强调得不够。全会没有强调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的扶植和培养。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社会力量在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这些年来,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社会力量也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如何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已经被提到一些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在实践层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地方政府在培养和扶持社会的同时,建设社会监管机制,把社会力量视为自己的伙伴,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互相支持的良性互动。

  全会如果把这部分地方社会制度创新,也纳入全国性制度体系,对国家的治理制度建设必然会产生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很可惜的是,一些官员仍然把社会视为政府的对立面,甚至荒唐地把“公民社会”看成是政府的敌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认知,使得这些官员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形成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城堡政治”,即政府把自己关在城堡之内,把人民排除在城堡之外。这种局面不改变,政府最终必然会成为社会的对立面。
 
  政治领域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内外关系的协调。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仍然取决于内部的社会稳定和外部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方面,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多年来,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出现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内部,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个体化的暴力事件,都在上升。同时,因为各种复杂因素,新疆等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也频发。恐怖主义尽管发生在本土,但和国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东变局使得一些国家处于演变成“失败国家”的边缘,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外部事务方面,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国也面临不稳定的局面。无论是对内稳定还是对外安全,中国有太多的部门在处理,往往是高度的内部分权,缺少协调,不同的官僚机构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忽视了它们所要承担的真正责任。怎么办?这是这个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责任。权力的集中和协调可以使得制度运作更具效率,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具有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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