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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的心理逻辑

http://www.CRNTT.com   2014-04-10 12:17:40

但俾斯麦体系属于高水平的动态平衡，需要以极繁复的外交技巧加以维持，实际上只有俾斯麦本人能胜任。进入1880年代，“铁血宰相”面对新兴工商业阶层要求“阳光下的土地”的呼声已经难于招架；1890年，年轻的威廉二世皇帝终于将他罢黜，旋即启动了外交大转向。 　　小威廉及其头号谋臣霍尔斯泰因，为追求“绝对安全”，在最短时间内疏远了俄国这个动机摇摆、在中欧不受欢迎的旧友，后者理所当然地转向法国，并在1892年缔结了协约。但霍尔斯泰因并不惊恐，他指望通过大海军和殖民地建设，在欧洲以外成为英国的战略伙伴乃至接班者，并认为一个英德联盟将彻底压制住法俄，给德国带来持久繁荣。然而伦敦并不稀罕柏林的结盟邀约，认为法俄结盟后，即使英国不给予德国额外“奖赏”，它也会去遏制圣彼得堡。德皇在焦虑中，竟以口头恐吓和炫耀力量敦促英国接受盟约。 　　对德国这个世界舞台上的新手来说，炫耀实力很像是一种“撒娇”：它企图以这种方式吸引伦敦的注意力，包括使后者相信自己结盟提议的严肃性。但对20世纪初正在勉力调控衰落的英国政治家来说，滥用恫吓、执著于缔结军事盟约恰恰暗示了德国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者。不仅如此，德国觊觎海上霸权的企图已经触及了英方的底线，“这个陆海皆称雄的霸主自会迫使整个世界为摆脱其梦魇而团结起来”（《克劳备忘录》，1907年）。1904年英法达成协约，3年后英俄和解，德国真的“被包围”了。 　　企图以一种明晰、稳固的战略在短期内谋求绝对安全的后果就是如此：到1912年前后，德国已经拥有了欧洲第一强陆军、最稳固的经济基础和仅次于英国的海军，但它在陆上被法俄包夹，在海上面临皇家海军的封锁，较1871年时反而更不安全。威廉二世“总是提心吊胆，断定约翰·费舍尔爵士的舰队或斯拉夫入侵者的铁蹄会在某一刻不期而至”（乔纳森·斯坦伯格：《哥本哈根综合症》）；这种情形下，绝对实力最不值得一提、积弊也最深重的奥匈帝国居然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个同文同种的中欧大国差不多是柏林唯一可靠的盟友了。为了维持这硕果仅存的友谊，德皇几乎是以纵容的态度放任维也纳在巴尔干问题上的盲进，当萨拉热窝事件在1914年6月爆发后，德国不假思索地同意给予奥地利无条件支持。弱者绑架了强者，俾斯麦生前最担心的情况之一终于发生了。 　　 　　俄国式恐惧：要么扩张，要么崩溃 　　如果说德国的恐惧源自权势基值激增后心理上的不适应，那么俄国的问题就在于完全抗拒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改变，指望以对外扩张的老办法应对新困难，最终陷入“要么扩张，要么崩溃”的危险境地。 　　伊凡四世以降300余年，俄罗斯人始终以前进至“天然”地理屏障（高山、大海）的扩张方式来增加外部安全的系数。由于东欧平原易攻难守，历代沙皇投入兵力最多。1756年以来的历次欧洲大战，俄国几乎无役不与，它的广袤疆域、充足兵员乃至身处侧翼的地理优势在干预欧陆局势时优势相当明显，一定程度上成为经典均势的支柱。1812~1814年，正是俄国成为了颠覆拿破仑帝国的中流砥柱；1848~1849年，又是“欧洲宪兵”尼古拉一世充当了从革命洪流中挽救各保守君主国的后盾。这种历史经验加上东正教会的推波助澜，使历代沙皇往往以东罗马帝国之继承者自居，并对肢解奥斯曼土耳其、重建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第三罗马”抱有越来越大的热忱。从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上台的亚历山大二世，到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重回欧洲”的尼古拉二世，俄国的扩张主义势头并未因一时的战败而偃旗息鼓，反而多次踏入巴尔干角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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