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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稳定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模式? | |
http://www.CRNTT.com 2014-05-07 10:36:56 |
三、经济政策保守。 从北洋军阀、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的官吏普遍有新建大项目、大工程来标榜现代化的强烈冲动。杨增新是罕见的例外,他认为官方投资的大工业工程近于垄断且易造成亏损,于民生无益。其主政时期,不仅没有发展任何一个大工业工程,反而将亏损的官办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这种不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了让利于民的效果。杨增新时期,新疆的民营轻工业得到了很到的发展,出现了出口创汇企业。如阿图什的穆萨巴尤夫家族皮革厂的产品成功行销欧洲市场。 杨增新唯一革新的方面就是吏治。杨增新是新疆近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即没有启用其老乡和门生故吏、也没有让自己的亲属插足新疆事物的新疆主政者。因为杨增新自己清廉公正,所以他能够以国家分裂的后果来警示新疆官员:“念西藏以自治,非独藏人之罪也,我汉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后英人得而乘之也。” 同样,因为杨增新自身的清廉,其开创了“民告官”的“邮禀”举报制。回缠百姓控告官员,只需贴上邮票寄来,无需躬递。凡官员遭举报,轻则立即查办,重则先撤后查,倘若查无实据,不追究控告者责任。 与此同时,在大幅度削减官员数量后,杨增新推行“高薪养廉”制度。虽然新疆官僚的薪酬是内地同级官僚的数倍(也有资料称是内地的十倍),但是由于新疆官员数量被大幅削减,整体并没有增加财政支出负担。杨增新曾经自豪的讲“十年以来,从未加赋税,从未借债,人民负担尚轻”。 诚然,杨增新治疆并非无懈可击,“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保守主义策略”治理新疆,听上去没有“开明治疆”时髦。大陆史学界对杨增新的评价,也基本上停留在《大公报》在杨增新遇刺身亡后的评论上,重复地给杨贴上“保守落后分子”的标签 。 但是,杨增新治疆模式,在即不需要中央财政支持,也无需武装力量维持的情况下,实现了“17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相安无事,没有闹过乱子”。这种即不需要“胡萝卜”、也不需要“大棒”而实现新疆稳定的“保守主义”治疆,不正是新疆实现长治久安需要的政府治理模式吗?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曾任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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