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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激进化政治及其结果

http://www.CRNTT.com   2014-09-23 09:43:04

换汤不换药   　　情况的确如此。不仅是哈维尔，大多数革命家都会观察到，革命之后的东欧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国家。尽管激进政治带来了民主化，但国家仍然充满着贪婪、腐败、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所谓的民主化意味着政权主体，从革命前的权力转型为今天的资本。革命前的共产主义依靠权力来统治，革命后的民主则依靠资本来统治。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东欧国家不乏极右派政权（如匈牙利），和革命前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样，严厉地控制着社会。   　　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则更扭曲着（实际上是“决定了”）国内的政治形式。地缘政治驱逐了“民主”的道德。革命前的政治形式受制于共产主义政治（苏联），而革命后的政治形式则受制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美国和西方）。较之以意识形态为主的苏联式地缘政治控制，西方美国的地缘政治更具欺骗性。尽管西方也讲民主，但其核心是国家利益。东欧国家的政治人物轻信只要民主化，西方就会大力帮助和拯救自己。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西方美国要不关注地缘政治利益远远多于东欧的民主，要不已经力不从心。在东欧，革命家不仅对自己建立起来的民主失望，对西方的袖手旁观更是失望。   　　米切尼克因此说，革命的结果，“我们把人权宪章换成了信用卡。”这当然是形象的说法。并且，革命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信用卡，信用卡仍然是少数人的，正如革命之前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样。   　　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当然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著书的目的还是希望人们秉承道德的力量，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不过，他们的著作既是对革命的反思，也是对未来革命家的忠告。毕竟，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越他们的国家，不仅传播到临近的东欧国家，也影响到遥远的亚洲。从东欧的政治变迁中，不难体会到激进主义者需要有现实感，政治不可以过于理想，需要妥协。这也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激进主义者所需要反思的地方。 　　亚洲正在经历着激进政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同的激进政治同样具有乌托邦性质。这里不可能对亚洲的激进政治进行全面的讨论，但从香港和台湾的情况，就不难看出激进政治的乌托邦性质。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的情况。   　　第一是地缘政治。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实行怎样的政治形式，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秩序是第一秩序，而内部政治秩序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须向第一秩序调适。从这个角度说，香港和台湾的政治发展，必须考虑到其周边的地缘政治要素，忽视了这个要素，内部的发展必然是不现实的。向西方求助更使得激进政治的根基虚无缥缈化，东欧的发展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第二是民粹主义式的社会动员。很多政治人物表面上追求民主，但实际上则是民粹主义。香港和台湾两地的乌托邦主义者，一直在构建所谓的“认同政治”。“认同”问题当然存在着，但在无限的政治动员下，这种“认同政治”的本质和往日的共产主义或者今天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大的区别。在认同政治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有效地政治化，出现泛政治化现象。实际上，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们并不想所有的生活都被政治化。对他们来说，政治只是生活的很小一部分。泛政治化，不管是通过专制方式动员还是通过民主方式动员，都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民主的动员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摧毁旧制度，但产生不了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和制度建设。对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是“讨生活”，经济和建设仍然是最主要的。激进政治改变不了什么，只是满足了理想主义者试验其乌托邦的幻想。正因为如此，理想主义者最终被原来的支持者所抛弃。   　　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激进政治，因为种种因素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如果激进主义者多一些现实主义感，就可以做更具现实性的选择，既可以达到目标，又可以控制出现过多的并不想要的结果。就是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做必要的妥协。不过问题在于，如果激进主义者具有了现实主义感，他们就不再是激进主义者了。也正因为如此，在非西方世界，历史还是在不断为理想主义式的英雄人物，创造着政治和生活的悲剧。尽管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理想层面看，人们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但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政治永远使人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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