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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重点是推动要素效率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6-04-04 08:28:10

中评社北京4月4日电／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正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接续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在这一阶段里，一些有别于以往的发展新特征越来越明显。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要素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经济长期持续发展能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重构国家竞争优势。 　　高增长红利衰减的根本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放缓 　　中国经济日报发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文章表示，近年来全要素增长率不断下降，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合理经济增速将从 “十二五”时期的7.4%左右，逐步降至2016—2020年的平均6.5%左右，且增长趋势缓慢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并在2013年跌落至零值附近的历史低位。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通过各自的方法计算中国经济TFP的历史走势，均显示相同的趋势，即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我们充分享受到“开放红利”，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显着的技术外溢效应，整体来看TFP对GDP增长的贡献保持在4%—8%的高位。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了一个显着的拐点，中国经济TFP跌落至零值附近。 　　从经济核算角度看，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解为五个部分：资本投入（非ICT）、ICT资本投入、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对五个部分的增长来源进行分解，发现结构性问题是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原因。金融危机以来的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非ICT类）对增长的贡献，达到5.97%，是拉动经济的绝对主力。除开资本投入，其他增长动能明显乏力，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贡献分别为0.14%和0.10%，中国经济的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逐步衰减，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经济低全要素生产率VS高资产负债率 　　文章分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放缓的一个显着表现来自于内部资本形成变化，特别是资本利用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我们利用投资产出弹性来测算投资效率 （投资效率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表示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即ICOR＝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数值越高表示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1996—2012年期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3.9左右，与处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阶段的ICOR数值明显偏高。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单位GDP增量下滑，资金周转大幅度放缓增加了融资需求的增长，但现金流创造能力却大幅度下降，这势必带来投资效益的下滑和实体部门偿债能力的下降。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扩张，使得对资金有饥渴症的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与其对接，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驱动投资的行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包括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大幅上升，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明显恶化。与此同时，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也导致金融资源过度倾斜，继续错配到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企业之中，由于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无法厘清的，即便在实施自负盈亏之后，也可以享受政府的隐形担保，这样就大大推升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然而，从经济发展潜力看，可以深度挖掘的增长空间依然存在，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寻找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动力转换问题。 　　以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文章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推动要素效率革命。摆脱中国经济增长困局，首要任务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着力解决“低效率洼地”问题。 　　首先，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 　　其次，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 　　第三，全面深化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从未来发展来看，共享经济、长尾经济、零成本经济不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产业、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模式。为了进一步适应这种新形势，已经出台的负面清单制度还应本着鼓励创新、降低创业门槛的原则，加强制度供给，及时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更新限制类新建项目和淘汰类项目。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能。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第四，下大力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地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 “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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