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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台湾认同危机与化解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9-07-27 00:05:17

改造台湾年轻人的国族认同，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中评社香港7月27日电/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访问教授谢大宁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7月号发表专文《认同、历史真相与历史诠释》，作者认为：所谓“新国族建构运动”，是由民进党与当时国民党以李登辉为首的本土派所共同进行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夺权，既要摧毁国民党原本的权力结构，也是为了可以巩固新的权力结构。这种历史脉络改变的基点，不是来自于对历史真相的扭曲，而是来自于试图改变整个台湾的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政治认同。两种台湾历史教育中叙事脉络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认同的竞争，而不是历史真相的竞争。如果说这是一场认同之战，它无法通过厘清历史真相的方式，靠对所谓历史证据的论辩来解决，那又该如何解决呢？的确，当问题已经上升到认同战争这个层次时，就不会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了。认同问题的特质，它是感情性的，不是知识性的，说理、威吓、怀柔，软的硬的手段都未必有效。就台湾目前的认同状况来说，尽管还没到整体断裂的地步，但其走向不容乐观。文章内容如下： 　　序 　　台湾近年来有一场历史教育的危机，对于此一危机，两岸许多历史界的朋友都为之义愤填膺，总觉得似乎该对这样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做些事。于是近年来就有不少朋友投入一个工作，就是想把在台湾被独派分子所扭曲的“历史真相”找出来、讲清楚，认为说只要能够还原了历史真相，应该就可以导正这种刻意的扭曲，或者至少可以在年轻人的认知里，扭转他们偏差的历史知识。这样的想法当然其情可感，但是我想问的是，这样的做法有没有用呢？台湾的这场历史教育的危机，真的只是源自于某些人对历史真相的刻意扭曲吗？ 　　我想先简单描述一个历史场景。那是在一九九六年，台湾第一次的“总统”民选结束后，发生在当时“总统”李登辉官邸里的一件事。这件事大概任何管道都不会有公开的记录，我也不是现场的参与者；但是我一位很亲近的老师，当时正好因缘际会，他是座上宾，根据他的亲口转述，也许可以作为一条重要的佐证史料。事情是这样的：李登辉当选了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率领了许多位“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所长，在某天晚上到李登辉的官邸去表示祝贺之意，我的老师当时正好担任“中研院”文哲所的所长，所以他也就躬逢其会了。 　　他们一行人到了李登辉官邸落座后，据我老师转述，李登辉从他的书房里出来，陪同他从书房里出来的还有杜正胜。李登辉与杜正胜应该已经在其书房中谈了许久了。他们落座后，整个两个小时的谈话，话题就围绕着李登辉新任期开始后，要如何透过教育的方式，来改变台湾年轻人的认同。李登辉非常刻意地希望台湾的教育要建立在对台湾的认同上，从台湾的认同出发，才能建立“正确”的认知。而当时座上宾中的李远哲与杜正胜当然就是最重要的执行人了，因为当时李远哲正是所谓台湾教育改革的主要负责人，这位在当时有着“神”一般光环的李院长，在教育领域里可真是一言九鼎还不只，杜正胜的斑斑事迹就不用再多陈述了。 　　之所以我要简单陈述这个历史场景，是希望给各位读者一个重要的历史证据，台湾的这场历史教育的危机是由政治面所直接发动的，而且是由当时还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所亲自发动的。这个历史判断大家也许并不陌生与意外，但有这样一个场景作佐证，应该更可以充分确定这一事实。 　　简介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就是改造台湾年轻人的认同，才是整个作为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点我相信大家也一定都不陌生了，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知道，历史教育乃是他们选择的最重要工具，我们必须明确把握这一点，然后才能准确回答本文一开头就提出来的那个问题。 　　一、改造认同是为了建构一个新国族 　　我们也许必须承认，台湾确实有一块创造台湾认同的沃土，从乙未割台开始，台湾就脱离了祖国怀抱，一百多年来，不管政治上如何变迁，绝大多数的时间，两岸都是隔断的。虽然这并不构成台湾脱离中国的理由，可是要说存在着酝酿这一意识的沃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东晋、南宋南渡才半个世纪，南渡的人士就已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可见这本来就是个难解的课题，而台湾内部政治竞争的催化，更让上世纪最后十年的台湾，开始了这一认同变迁的狂飙。 　　这个狂飙，可以名之为一个“新国族建构运动”，它是由民进党与当时国民党以李登辉为首的本土派所共同进行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夺权，既要摧毁国民党原本的权力结构，也是为了可以巩固新的权力结构。可是这个运动在客观的世界权力结构下，一直只能以某种“隐喻”的方式进行着。所谓的世界权力结构，一则当然是北京开始快速崛起，另一则也是美国的暧昧态度。美国始终实质上把台湾当一个“国家”看待，但又必须遵守他自己承诺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他们始终以其影响力，把两岸制约在“和而不合，分而不离”的架构里，以维持他们最大的利益。这样的制约力量乃逐渐让台湾这些独派采取“独台”的策略，也就是说不再以追求台湾“独立”为目标，而是以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追求自我限缩“主权”的“实质独立”状态。于是台湾开始流行一种政治上“只能做，不能说”的隐喻性策略。但为了稳固这样一种策略，既然政治上可以作为的空间不大，那就只能在意识形态上，先求在台湾内部巩固一个“以台湾为名”的新“国族”，于是一个老方式就开始浮上台面。老话说，欲亡其国者，先亡其史，在这一老的思维中，历史教育就被首先选为这一运动的工具。其策略就是将“中华民国”的历史进行切割，把“中华民国”彻底台湾化，并以台湾为主体，重新建立一套以“台湾”为名之“国家隐喻”的“国史”论述。 　　关于这一建构的实质进程，也就是后来围绕课纲问题所展开的斗争，近年来论者已多，笔者也曾有多篇文章谈到，此处就不再赘述。对本文而言，我想谈的乃是另一个问题，即从方法论的角度上说，这一建构是不是以“扭曲历史真相”的方式来进行的？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方法论层次的厘清，当然是因为有不少人是如此来看待此一问题的，可是真是如此吗？ 　　二、“台独”分子是以扭曲历史真相的方式建构其“以台湾为名之国史”吗 　　对每位历史研究者而言，一个老掉牙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也就是说历史知识并不同于科学知识，历史知识是通过诠释的过程而建构出来的，在这个建构、诠释的过程中，历史材料的真相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可以说历史材料必须要通过检验，我们不能假造史料，历史材料是有些物质层面之基础的，一个历史事件涉及的人地时事物，都是可以查考的，只要条件许可，我们都必须尊重，也只能根据真实的材料来进行诠释性的建构，这都是写历史的基本信条。但是历史材料并不同于物理事件，这主要是因为在一套历史诠释中，要如何赋予一个历史事件以意义，这只能在其整体诠释脉络中来决定，也就是“史家”的主观在这里扮演了相当的角色。 　　今天在史学方法论里大概已经没有人相信，只要把历史材料考证清楚，就可以决定所有的历史叙事了，那种素朴的考证派史学，应当可以休矣！ 　　这当然也不是说史家可以把历史材料玩弄于股掌之中，随他的意，高下由心。这里好有一个比方，这有点像我们说法官判案的自由心证。法官判案当然必须根据证据，办案的人必须确保证据的客观性，不能随意捏造证据，因为这是法官判案最重要的基础。可是一个证据的证据力如何，这就需要法官来进行认定了，这一认定当然就是法官作出心证的空间。要知道，大部分的案子对法官而言，证据都不可能非常完整，要从片段的证据作出对全案的判断，当然有无数的证据漏洞需要法官用心证去填补，法官该做的是根据证据，并严守论证的逻辑，从而得出判案的结论。由于法官的结论影响个人权益甚大，因此他对证据的采认规范，以及推论的严谨程度，自然要求甚严，只要稍有疑问，所谓罪疑为轻，他也只能尽可能做出无罪推定。而史家的处境虽类似于法官，可是他的情境还是有点不同，这是因为历史事件的完整性比法官可以搜集的还更困难许多，他所需要填补的史料空缺更多得多，所以史家要形成心证，就往往必须凭藉更多的如柯灵乌所说的想像，于是史料的证据力评估当然就更有赖于史家的推论了。这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同样一条史料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有时会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这恐怕很难说他们是在“故意扭曲历史真相”吧！我们有时会指出史家引用了错误的史料，若是如此，当然要讲清楚，错误的史料必然导致错误的推论，这问题是不能犯的，但是引用错误的史料，跟史家对证据之证据力的不同评估，这乃是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区分清楚的两个概念。 　　讲清楚这个掉书袋的问题，是希望我们先建立一个共识，也就是当我们指责一个在进行历史诠释的人，他扭曲了历史真相时，这个指责究竟何所指？今天台湾很多写台湾史的人，的确有许多引用了错误史料的问题，比如说“只有唐山公，没有唐山嬷”的说法，以及罗汉脚只能娶平埔族女孩为妻等等，恐怕都不是正确的史料。这时，我们去厘清真实的史料当然是有意义的事，可是也有许多叙事并不是因为取用了错误的史料，而只是因为叙事脉络不同，因而导致对证据的评估不同所致，这时如果还要再用扭曲历史真相来说，恐怕这样的指责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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