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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三自运动　破台湾“同心圆史观”

http://www.CRNTT.com   2019-11-27 00:07:35

七、从“民族对立”到“阶级斗争” 　　后藤新平推动的改革政策，使台湾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原有的宗族制度瓦解，大多数台湾人沦为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改革并不能消除台湾人的抗日情绪。就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政策而言，后藤当然是“厥功至伟”的“头号功臣”。他后来因为“经营台湾”的特殊成就，而在日俄战争后，转任当时刚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继续推行“日本帝国在南满洲之特殊使命”，为后来日本的侵华战争预作准备工作。 　　后藤新平离职后，台湾社会又开始涌现层出不穷的抗日斗争，像1907年蔡清琳领导的北埔事件、1908年刘乾、林启祯领导的林杞埔事件、1911年陈阿荣、张大炉、赖来在中部领导的革命运动；1912年罗福星、李阿齐领导的苗栗事件、1913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以及1930年发生的雾社事件，都是社会底层的民众，无法忍受日本统治阶级的压迫所发生的抗暴运动。他们或许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或者利用民间宗教的信仰，跟日据初期地方领袖带领的民族主义抗日并不相同。这些运动的一再发生，正足以说明：经过后藤新平以“两面三刀”的铁腕整治之后，台湾社会已经给整得民穷财尽，所谓“日治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其实只是自欺欺人的媚日之论。 　　从1915年之后，台湾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抗日事件。1918年，出身台中雾峰望族的林献堂，东渡日本，特往奈良拜访梁启超，探询中国协助台湾抗日的可能性，梁氏的回答是：“在今后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帮助台湾人争取自由。应力劝台湾人别轻举妄动，遭受无谓的牺牲。”他建议应学习爱尔兰对付英国方法，与中央要人沟通，以影响总督府，不要太压迫台湾人。 　　梁启超这番话明白表示：台湾人抗拒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的意愿必须依赖自己，别无他途。在日本高效率统治之下，只有以体制内的方法进行非暴力斗争，才是正确的运动路线。这番话奠下日后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肇始。 　　李登辉号称是台湾政治人物中最有“学者气质”的人，他对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不可能一无所知。在他的极力吹捧下，绿营不仅对后藤新平奉若神明，2016年6月，“台湾之塔”落成时，李登辉也以耄耋之年，坐着轮椅到琉球去主持“原台湾人日本兵”的慰灵碑的揭幕式。在抵达琉球的晚宴上，他就猛烈批评：“中国的霸权心态，毫不避讳，展露无遗，可说是当前亚洲最不安定的因素。”次日，他又到了琉球的“平和祈念公园”，在晴空烈日下为“慰灵碑”主持揭幕式。主要仪式的进行是由李登辉全程作日语演讲，而蔡政府派驻日本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的谢长廷全程随侍，显示蔡政权对李登辉的支持。仪式结束时，李登辉还带领会长，用日语三呼“万岁”！这难道不是大江建三郎说过的“带来死亡的侵略军的呼喊”吗？这块号称“慰灵碑”的大石头其实只刻着李登辉所提的“为国作见证”五个字。令人困惑的是，它到底是为哪一个“国”作见证呢？李登辉衷心认同的“国”，是二次大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吗？它难道不是已经走入历史了吗？怎么还可能成为当前台湾人民的认同对象呢？ 　　李登辉1999年发动教改，精心炮制“同心圆史观”，如今蔡英文政府不惜代价，千方百计地修改课纲，很明显是要将下一代台湾人的认同塑造成“奴颜媚日”的“新世代”。这种自取其辱的媚日史观除了造成下一代年轻人的认同混乱之外，怎么可能获得任何人的尊敬？ 　　为了挽救我们的下一代，台湾的学术界有义务、也有责任响应“三自运动”，以反殖民帝国主义的“人类文明史观”，对抗目光短浅而又扭曲史实的“同心圆史观”，让年轻人认清客观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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