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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智勇：中国能否“软着陆”

http://www.CRNTT.com   2009-04-29 10:41:09

西方国家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周期也许会更长，但整个国家在可能的群体事件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结构性失序，看不出对具体公共政策的抗议转化为挑战国家体制的可能性，无非是引发个别的、局部的治安事件，最多导致政府换届。这样从容的回旋空间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正视群体事件的政治指向，是避免中国社会硬着陆的第一步，是化解社会矛盾、为转型中国正确导航的起点。这对中国各种现存社会力量和利益群体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需要智慧，需要新思维，更需要足够的勇气。 民间情绪从潜伏、积累到突变 　　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会发生群体事件，关键是它是否有序，是否可控。1949年后，中国强大的一元化专政消灭了过去意义上的群体事件，现在的群体事件是转型期的新生事物。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从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完成了市场经济转型，个人与国家的经济关系根本重组，利益结构已经多元化了。从经济关系角度讲，一个民间社会已经形成。 　　但是，与新型经济关系和民间社会的发育完全不对称的是社会组织和政府运作模式，后者在制度层面上依然同三十年前没有质的改变。民间没有发育自治组织的空间和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途径。在全面重建了劳资关系的今天，中国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谁都知道官方的工会作为政治象征早已是一种老化的花瓶，很难与新型的民间社会建立血肉联系。 　　在经济利益已经全面重构的转型期社会，各种相应的民间组织的发育被强势抑制。中国社会是否有序转型的安全系数就在这里。在多元新型的民间社会里，民间组织的发育和成熟是避免矛盾突发性、极端性、爆炸性的必要链条。政府的责任在于维护民间社会的发育，构建理性法治的框架，而不是抑制民间社会的正常发育。中国的群体事件之所以突发性、极端性、爆炸性都很强，并非因为民间组织发育过度，反而恰恰是因为民间没有组织。因为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导致矛盾冲突缺乏中间对话的有序机制，只有潜伏积累然后突变一条出路。 　　从政治制度分析，民主政治发育不成熟，自上而下的权力来源注定了官员唯上不唯民，对民间诉求和民间疾苦的关注没有内在动力和制度要求。几乎所有群体事件的初始阶段，地方官员对民间诉求都是漠视的，甚至不乏当事官员与利益集团金权联盟。民间诉求和民间疾苦找不到解决途径，就形成了“不把事情闹大，就得不到政府重视”的民间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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