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 能否成为“合伙行为者”

http://www.CRNTT.com   2009-10-05 10:50:52

中美之间，能否形成“合伙行为者”？ 　　中评社台北10月5日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中正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张登及今天在《中国时报》登出文章“中国能成为美国合伙人？”文章提出：“通行理论主要分析单位只有两种，一是“国家”行为者，二是联盟行为者（如二战的协约国或冷战的北约、华约），而这两个身分所构成的观念限制，就拘束了对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的理解。”“要充分解释目前中美关系、北京的对台政策与台湾的独立意识蔓延，在“国家”与联盟这两个典型身分之间，应加入一个‘合伙行为者’过渡型身分。”文章内容如下： 　　北京的六十年大庆正在坐实大国崛起的印象，但主流国际政治理论说明不了中国崛起的过程。根据通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崛起“国家”与既有霸主会发生争夺，故在霸权转移过程中，霸权护持者与挑战者间应发生激烈冲撞。例外的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取代英国而崛起，其间转移大致是和平的，原因与他们同文、同种、同价值有关。言下之意，当前中国崛起不能摆脱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纳粹德国与昭和日本等崛起即意味冲突的模式。  　　同时，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也难以解释台独意识的崛起。照理来说，中国崛起在台湾所引发的，应是对大陆某种依附，亦称“搭便车”行为。主张独立仅能在中国势弱且现状霸权有意愿积极围堵下为之。但台独意识却能无视国际权力分布变化与两岸经济依附趋势，仍自成台湾主流价值。在台湾，不论从执政党政策或民调显示趋势看，台湾内部并无促进两岸政治整合条件。  　　迩来崛起的北京对台湾意识似改采更温和宽忍的回应，也与理论预期不符。那么崛起者培养出等待的自信和耐心应如何解释？为何未如理论所预期采取攻势性的全面压制，反而选择怀柔？  　　若英国因与美国是“特殊关系”，所以可以容忍美国崛起，就避免了霸权战争，但中美“G2”关系绝非盟国则至明，因此崛起者必然是对现状霸主的挑战，不论挑战的形态是暴力的（如军事对抗或联盟政治）或文明的（如软硬国力或市场竞争）。症结在于，通行理论主要分析单位只有两种，一是“国家”行为者，二是联盟行为者（如二战的协约国或冷战的北约、华约），而这两个身分所构成的观念限制，就拘束了对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的理解。  　　要充分解释目前中美关系、北京的对台政策与台湾的独立意识蔓延，在“国家”与联盟这两个典型身分之间，应加入一个“合伙行为者”过渡型身分。它并非传统联盟，但也不再能简单以两个疏离“国家”视之。过去佐立克曾形容中国为利害关系人，但这仍受到“国家”行为者身分意识所影响，不足以说明为何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从军事围堵与和平演变，到希拉蕊与胡锦涛所谓“同舟共济”，亦即考虑分摊责任。  　　若是作为合伙行为者，中国的崛起便是以进入成本分摊与利益分享角色的方式登台，尤其是分摊治理成本。这包括，在政治上从抗拒联合国维和行动到积极参与，并在侵伊、反恐与压制北韩核试中，配和现状霸主；在经济上改革国内产权且开放市场。近来又提供资源协助全球景气复苏，在生态环保上提供承诺。  　　换言之，中国固然不是美国的盟国，但中国以行动支持现状霸权的秩序，其政经菁英的社会网络也在其中率先获益，这也有利于大陆的内部稳定。  　　可以把G2关系视为是共同维护霸主现状秩序的“领导网络”，如同全球股权最大的董事长华盛顿与合伙的副董事长之一的北京。正副相比虽仍大小悬殊，或恰使得中国在崛起之初加入西方创办的全球治理阻碍较小。一旦在环保与经济之类的新安全议题积极参与，将军事政治议程排后，中国崛起带来威胁感便比预期降低。  　　中美双边关系能否延伸到两岸关系？甚至让海峡现状中，股份较小的台北当主导的董事长，北京基于自信而担当合伙人，从而降低霸主在台海的治理成本？值得各方思考。相对弱小行为者台湾可先享和平红利，于是对霸主的现状治理机制感到满意。如此，台湾的独立意识的发展与G2关系不再息息相关，反而可以缓和现状秩序下，流失中的自我效能感，甚至有利于台北、北京、华府的正向关系。  　　最后，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就看中国的合伙人身分能否给北京带来认同上的自尊与物质上利益，从而愿意分担“后美国时期”霸权秩序延续所需巨大成本，并对台湾大方让放两岸关系的红利，进而改写现代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假设。这对当事三方，是严峻的挑战，更是难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