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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还原真孔子 | |
http://www.CRNTT.com 2010-02-01 13:32:21 |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中的“千万人”不是指群体吗?群体若是表现偏差的观念与作为,“吾”这个个体不仅毫不妥协,并且要择善固执、起而对抗。孟子由此发展出“大丈夫”的人格典型,其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试问:天下还有比这句话更能显示个体的尊严与独特价值的吗? 当然,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这也是孟子所谓“人人有贵于己者”的意思。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这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他所启发的不只是我们华人世界,也将是全人类。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而道德实践的条件与效应则不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羞耻心与罪恶感 罪恶感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羞耻心源自个人面对社会标准或个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会标准,个人很可能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的一大危机。 就人的现状而言,中西双方的文化都强调修养是不可或缺的。为何需要修养?因为人性并非生而完美。关于“完美”的判断,是不能脱离一个参考标准的。以主导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为例,就在其教义中谈到人的“原罪”。他们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并且上帝所造的人也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遵他们与上帝所订的盟约,亦即犯了罪,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换言之,人在面对完美的上帝时,不免自觉其“罪恶感”,然后只有凭借虔诚信仰与真心忏悔才有可能获得救赎。这种罪恶感对心灵的影响是极其深重的。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说:“许多人因为罪恶感而犯罪。”这句听来像是颠倒的语句,其实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由其宗教所塑造的心灵状态。 如果说“罪恶感”是个体在面对无限完美的上帝时所自觉的无能与卑屈,那么“羞耻心”呢?羞耻心是个体在面对“群体”所要求的标准时所自觉的不足与惭愧。个人不能脱离人群社会而生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与评价系统,那么当一个人自己觉察或者被人指称未达此一要求标准时,就会产生羞耻心。 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言行标准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涉及政治、教育、舆论所形成的社会风气。譬如,“笑贫不笑娼”是偏差的风气,但同时也是一部分客观的事实。那么,要如何导正类似的风气呢?在进行导正工作时,谁又有权认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来,这里应该考虑的是双重挑战: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有羞耻心,努力朝着社会标准去行动。这时所谓的标准体现于礼仪与法律。孔子显然认为礼仪才是正途。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至于读书人,孔子的期许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至于如何判断邦之有道无道,则是另一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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