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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象之争:超级城市时代怎样生活 | |
http://www.CRNTT.com 2011-05-02 08:25:11 |
链接:第三双眼看印度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2010年04月08日 特约撰稿人 凌越 帕斯、奈保尔和阿玛蒂亚•森,这三位著名的文人和经济学家,不仅都得过诺贝尔奖金(帕斯获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获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阿玛蒂亚•森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他们三人和印度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帕斯是墨西哥人,可是作为墨西哥驻印度大使,帕斯在印度度过了六年时光,在那里的经历改变了帕斯的生活,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清晰的印记:诗集《东坡》、散文集《猴子文法学家》以及介乎随笔和游记之间的《印度札记》。 奈保尔是作为英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是他的身世颇为复杂,他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后去英国留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可是奈保尔自己却是印度移民的后裔,这种血脉关系如此顽强,将奈保尔在1962、1975和1988年三度带回印度,并分别撰写了三部有关印度之旅的书《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阿马蒂亚•森是确凿的印度学者,可是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的序言最后,阿马蒂亚森特别强调:“作为一名渊源殊深的非常关注印度文化、历史和政治同时也关注印度一般生活状况的印度公民,我很难在提到印度人时用‘他们’一词而不用‘我们’一词。”如此强调其来有自,阿马蒂亚•森和奈保尔一样也是弱冠之年就离印赴英学习,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就读,其后他的学术生涯在西方和印度一系列著名学府展开,由于对印度事物的高度关注,阿马蒂亚•森一致保持着印度国籍,并且经常回到印度高校做客座教授,这些都是为了保证他对印度国内公众事物保持敏锐的嗅觉和发言权。阿马蒂亚•森主要是经济学家,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于他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福利经济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社会公众的生活状况来评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得当,显然他的研究出发点其实落实在改进穷人的经济状况,因而森被称为经济学界的良心。他的这一研究视角注定他是一位视野开阔涉猎甚广的学者,《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这本书就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它有一个副标题: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 不同的阅历、不同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在观察本身极为复杂的印度社会时,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和态度。帕斯同时具备外交官和诗人的身份,这种相对疏离的关系,使帕斯得以一种较为轻松的心情观察印度,他的笔触有着诗人的优雅和内省。尽管帕斯并没有回避印度社会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可是他也在不经意中时时流露作为诗人的敏锐感触,比如在写他1951年首次到印度,去德里旅行,就有这样极富诗意的描述: 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下午,我无意间漫步至一座小清真寺中。寺里空无一人。墙壁是大理石打造,壁上刻有《古兰经》的经文。上方是平静祥和的蓝天,只有偶尔一群绿鹦鹉飞越,才会打破这股静谧。我待了几个小时,什么都没想。一段极乐至福的时光,当夜幕低垂,蝙蝠成群结队在天空盘旋,才让这股至高无上的幸福告一段落。 这样诗意的感悟在以尖刻着称的小说家奈保尔看来未免有些奢侈了,小说家的身份决定了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是以细致入微的描述铺展开来,而且这描述多半指向印度社会的那些阴郁角落: 拉贾斯坦的狭义风尚已经当然无存。宫殿空荡,王公们的小规模战争已经无法记数岁月,全都化在传说之中。所剩下的就是游客能看到的:狭小贫瘠的农田、破衣烂衫的人、窝棚、雨季的泥泞。 在对待印度古老的文明和宗教方面,这两位文人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帕斯作为一个纯粹的外来者(和奈保尔和阿马蒂亚•森相比),对于印度文明基本采取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也就是充分理解印度的传统文化,哪怕其中的某些部分当然地令西方人感到不适。帕斯习惯用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做比较,比较的结果不是谴责印度的落后和愚昧,而是对西方文化自身提出更多的忧虑和批评,这种态度无疑颇具风度,而且是建立在细致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帕斯得出的观点往往也是非常睿智的。关于印度备受批评的种姓制度,帕斯先是通过评述托克维尔的观点,对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大加挞伐:“民主社会不断改变,将个人与他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已经当然无存,而将他与他的同胞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也已经如风中残烛。冷漠是民主社会最大的缺点之一。”随后对于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帕斯则提出自己独特且颇具深度的观点:“有‘贱民’这种阶级存在是一种耻辱。不过种姓制度绝对不能消失,惟有如此,它的受害者才不致沦为个人主义这些贪婪的神袛的仆从,而是在我们之间,找到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这种情怀当然也是像帕斯这样的大诗人才会拥有的,那是一种超越庸常胜负、生死的美丽而温暖的境界,无论如何,这样的观点映衬出诗人自身的博大的胸怀。前不久在香港见到几位曾去印度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国诗人,他们对印度落后的不屑态度,和帕斯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小说家比诗人总是要更入世一些,像帕斯书中随处可见的感概在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或者也可以说奈保尔感慨是别样的:没有诗人式的抽象和升华,而是针对印度现实的毫不妥协的犀利批评——通常以反讽的方式。尤其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此类的批评比比皆是:“只有印度,以其伟大的过去,以其文明,其哲学,以及近乎神圣的贫穷,提供这一真理,印度曾经就是真理。……而印度则正因了它所有表面可怕的现象,可以被毫不狡诈、毫不残酷地称为完美。”“如此安然!在世界变化之中,印度即使在紧急状态下,也纹丝不动:回归印度就是回归到世界深层秩序的认知里,所有事物都固定化,神圣化,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对于印度停滞的现实的不满和抨击溢于言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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