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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新塘镇之乱是未来社会危机的预警

http://www.CRNTT.com   2011-06-18 10:27:02  


 
  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排斥的受害者。他们年轻,他们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梦想,他们从小生活于城市社会,了解而且强烈向往城市,但是,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梦想注定碰壁。因为制度安排,本就没有给他们的梦想预留空间。社会排斥体制本身,即前述“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不会没有代价。只不过由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深刻的问题被掩盖了,代价的到来被推迟了。

  但掩盖和推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以社会排斥为显着特征的传统体制,可能是世界上对维持条件要求最苛刻的一种体制,即所有维持条件都必须最优:最优的国际环境,主要是和平;最优的国内环境,也主要是和平;埋头奔富而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大众;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诸多最优条件缺一不可。哪方面都不能出问题,出了都可能有多米诺骨牌效应。

  幸运的是,近20年来,这些最苛刻的维持条件,居然统统得到满足。就此而言,近20年的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所谓盛世的高调,所谓大国崛起的高调,皆由此而来。但醺醺然者不懂,这个最好的年代并非常态,它是以巨大社会风险来换取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以天价维稳强行压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头的机会。社会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用不断攀高的防洪堤把它们硬性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上尤其是人心上的堰塞湖。

  所有社会风险中最高也最难解的风险之一,即为农民工普遍的挫败感。农民工中不乏精英,如果不是因为阶层固化,他们本可以像1980年代的很多前辈那样,完全凭个人奋斗,比如学业上的一枝独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跨入社会主流。但现在他们再没有那样的上升通道,只能听任自己被底层化、被边缘化,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城市治理的失序,于农民工更是雪上加霜。城市社会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基层维稳力量已经一定程度上黑恶化。笔者曾目睹某城中村一塌楼事件的紧急处置,拉警戒线封锁现场的居然既非警察,亦非城管,而是清一色的当地烂仔。后来得知,他们都属于该城中村的所谓治安队。这种现象为城市社会所多有。当初在广州街头穷追孙志刚的,就是这样的治安队烂仔。孙志刚之死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但并没有改善治安队体制。治安队中的烂仔也属于社会底层,有身份的人他们不敢欺负,本地人他们不敢欺负。他们能够欺辱和盘剥的,不能不主要是同处社会底层的外来摊贩和外来务工人员。

  新塘之乱的导火线,正是治安队与外来摊贩的冲突。冲突真相,当地政府与公众各执一词。但这时真相如何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冲突之前,农民工的种种遭遇,已经足以完成愤懑情绪的升级。跟城市主流社会是排斥关系,跟企业是排斥关系,这些也都罢了,居然跟同处底层的当地烂仔也是排斥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懑情绪就这样潜滋暗长,一旦接近沸点,需要的就只是题材。新塘之乱中摊贩孕妇被打,不过一个题材而已。

  这才是所有中国问题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一旦经济上出现短板,即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最优条件不复存在,潘多拉的盒子就会打开,就会进入社会灾害高发期。更堪忧的是,岂止新塘,如果经济转入低增长,则千千万万农民工就会像洪水突然从高峡水库中释放出来一样,社会如果没有为他们准备好排洪道,譬如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保障,良好的城市社会治理秩序,公正平等的融入机制,等等。那么,仿佛从天而降的千千万万失业农民工,马上就会汇入到流民、游民队伍之中。

  在此意义上,新塘之乱毋宁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预警。我们是像过去那样,把这预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摆平了事,还是正视它,认真解剖它,以期了然真问题的肌理,方便对症下药呢?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岂容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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