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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为什么“难管”？

http://www.CRNTT.com   2011-07-11 10:28:25

在讨薪——这个外来打工者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上，有一半的人认为，老乡会里有能人能够帮忙讨薪。“找同乡会比找工会管用多了，我们现在碰到这样的事，不再像以前那样闷声不说了，我们要找同乡会，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随着时代前进，打工者自发组织的同乡会的能量也在壮大，在老板拖欠薪水时，往往会出现同乡会号召明天不上班的老乡集体到厂里去找老板，第二天中午老板就乖乖把拖欠的工资补上的情况。 　　>>>然而制度把同乡会倒逼向“黑社会”与群体性事件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父爱主义”的国家，党和政府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好农民工组织权的问题，例如，把外来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里去，所以不会承认“同乡会”这种自发性组织能发挥作用。 　　于是，这种农民的自发组织得不到良好发育——基本上没有具体的规章和纲领，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所采用的维权手段往往单一，主要诉诸于人数以引起群体性事件，甚至采取暴力讨薪。 　　有些“同乡会”就发展为专门的讨薪工具，潮州事件中的“四川同乡会”就是这么一个极端化组织，他们的生存之道就是“替老乡出头讨要工资与伤害赔偿款，按讨要金额的50%收费”。这种行径，已经有了“黑社会化”的趋势。 　　■ “管”不是解决外地人本地人矛盾的根本办法 　　>>>仅仅靠“管”是不够的 　　在反思增城、潮州两起事件时，不少官员、学者提出应对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性事件，需要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这自然是不错的。尤其社会管理需要讲科学，讲创新，这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例如，政府部门长期以来轻视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不讲究文明执法等等，应及早作出改变。而鼓励企业家善待员工，汶川地震时广东做出有力度的对口援助，也是尽量化解“土客矛盾”的有效办法。 　　但仅仅靠提高管理水平是完全不够的。据某些媒体观察，很多摩擦、冲突，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参与冲突者，跟受害当事人毫无关系。有些人甚至明确表示，出来闹事就是想泄愤，至于以什么为借口已经无所谓了。显然，引起冲突的，是更深层次、更基本的矛盾。 　　>>>根本的方法在于让体制变得开放 　　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矛盾，根子在于政治、经济上的差别待遇，如果这种差别一时半会无法消除，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答案是开放，正如有官员提出的，在新塘事件发生之前，如果让外来务工人员参与进“治安队”的工作，而不是让数十个本地“治安队员”在数万个外来务工人员面前作威作福，那么就不会那么容易出现群体性事件。矛盾冲突的激化正是因为双方过于隔膜。 　　而如果进一步，例如让“同乡会”这种组织发育为能够正当表达其诉求、在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沟通的角色，无疑也有助于这些边缘人群融入城市正常社会。最起码能够让外地人与本地人维持公民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让外地人在劳务市场上有更为平等的机会，这些都将成为化解矛盾的有效缓冲机制。在美国纽约，这么一个外来人口占总人口70%，非法入境人口数量就与主体人口数量相当，五方杂处的城市，秩序却能够有条不紊，依靠的就是开放制度的力量。 　　□ 结　语 　　三十年快速城市化，三十年GDP快速发展，不断做大的蛋糕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汹涌进城的外来务工者与城镇本地人口的矛盾，但若蛋糕不能合理分配，问题将始终存在。 　　（来源：腾讯评论《今日话题》2011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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