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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孩子:挽救历史真相的“九零后”

http://www.CRNTT.com   2011-12-18 10:45:08  


 
“考试不作要求”

  教育界一直忧心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薄弱。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受访者的历史常识,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

  郭庆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十足地登上从济南开往青岛的列车,窗外再风驰电掣都让她觉得漫长。“我70岁了,70。”她喜欢向人这样重复。

  但年龄并不是她所要强调的全部,还有一份难以觉察的乡愁。她离开青岛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一草一木依然熟悉,也不乏人情往来,但当她重新站在贮水山那座孤独斑驳的小洋房前,仍难挡岁月倥偬之感。当年的金碧御宅已污秽不堪,杂草深锁,三棵从日本移植的樱花树也不知所终。

  郭庆萍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她的爷爷郭葆琳是民初享誉山东的学者,位及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和山东农校校长。“小时候我就穿毛料的衣服,家里还有司机。”郭庆萍说。

  这在“文革”中引为灾难。1966年,红卫兵冲进院子,攻占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家庭”。郭家成员自此四散至牛棚、劳改场或扫大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抗战前早已去世的先人郭葆琳成为每个人沉重的包袱,甚至耻于提及。纵使到了第三代孙雷宗兴出生的1994年,郭家老人仍对那段历史心有余悸。

  雷宗兴是新世纪里成长的一代,他的轨迹几乎与中国最波诡云谲的时代同步,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交融和碰撞。他和更多身处其中的“90后”一样,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敏锐多元的触角。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早接触新技术和互联网,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接近世界的呼吸和心跳。他们渴望与众不同,渴望受到关注,渴望推陈出新。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概念以来,“90后”一直是当下中国一个褒贬不一又经久不衰的话题。

  16岁的雷宗兴浑身散发着阳光的气息,笑容灿烂,高兴的时候还会拍自己的额头。他拥有和青春痘一样旺盛的求知欲,他喜欢过的东西分别有:新闻、军事、评书、诗词,还有电器修理和设计各种古灵精怪的化学实验。

  “大概从高中开始,”雷宗兴说,“我对自身产生了兴趣,我渴望知道一切与我相关的事情。”他和姥姥感情甚笃,时常抱着她的头听往事。从零散的叙述中,雷宗兴大致拼出郭家的历史脉络:外高祖父郭葆琳是民国官员和学者,济南青岛皆有房产,两个儿子留学日本,后开办实业,显赫一方。

  这本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姥姥的一声叹息却把他弄糊涂了——“我出身不好。”“您家有房有车,还说出身不好?”雷宗兴很不解,“如果要拼爹的话,我未必比得过您。”

  雷宗兴的困惑并不是偶然。在重庆,高中生“重庆苇子”也一度对革命题材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场景大为不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要穿这么古板的衣服,跳这么滑稽的舞步?”直至高二下学期,她在历史课本里找到了关于“文革”的内容,但很快,期望变成了失望——老师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匆匆带过,原因是“考试不作要求”。

  而山师附中高二学生乔俐萌,在听奶奶讲述知青往事的时候问了一个让对方语塞的问题:“不去(上山下乡)不行吗?”

  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的薄弱一直是教育界忧心忡忡的话题。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的受访者的历史常识,结果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最后的统计结果是:被访青少年的历史知识平均成绩仅为27.69分。

  “大量灌输,过分信奉教科书和教师的权威,让中国历史教育变得疲乏,缺乏个性、质疑和反省精神。”中国教育学会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亚夫说,“最终孩子在学历史,又被拒绝进入历史。”

  2011年暑假,雷宗兴觉得不能再闹笑话了,他决定研究郭葆琳——一个为家族所不屑的、为国民党做事的旧官僚和反动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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