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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 |
http://www.CRNTT.com 2012-01-28 09:54:30 |
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 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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