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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 别拉着13亿人陪葬

http://www.CRNTT.com   2012-05-06 10:06:16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对1960年前后全民大饥荒的印象，人们是刻骨铭心的。事情尽管已过去了40多年，但凡是那个时候的过来人，至今忆及仍然毛骨悚然，不堪回首。那么，我们从中应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笔者认为，起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总结和反思。 　　一、脱离中国国情，搞空想共产主义，盲目搞穷过渡，只能是越搞越穷，只能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用落后的小农经济式的一些幻想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以刮“共产”风为特征的违背科学的盲目蛮干作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表现形式。当时提出的人民公社化、吃饭食堂化等十多个“化”，就是按照空想共产主义的模式来设计的，严重脱离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可能，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种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和科学论证，脱离了当时极其薄弱的国民经济基础，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到现在乃至近百年内还不可能现实的全民供给制、食堂制等体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设想，硬拉到了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历史时期来实践，必然会违背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必然会造成对经济的极大破坏。 　　二、左倾蛮干，盲目冒进，只能是劳民伤财，搞垮经济。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贫穷落后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改变命运，只能在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稳健地前进。超越经济发展规律，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说大话，不切实际地盲目蛮干，不但不能使良好的愿望付诸实现，还必然会栽跟斗，必然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比如：提出“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的口号，在无水利设施的情况下，谁有本事保证“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呢？还有山歌中的“鼓干劲，放卫星，一亩产量上万斤；立春沿河看柳哩，十五年超英赶美哩”等，实际上，当时农村亩产不仅没能上万斤，而且好些社队都在一百来斤。老百姓常讲“大话不是编的，牛皮不是吹的”，五六十年代吹了那么多牛皮，哪个成功了？只能是祸国殃民、坑害百姓，不但没使国富民强，还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危及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三、不尊重科学，违背自然规律，必然会劳民伤财，造成自然生态的大破坏和国民经济的大崩溃。 　　1958年“钢铁元帅升帐”，在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原料的情况下，全民大炼钢铁，不但没有炼出钢来，而且连老百姓的铁锅农具也搭赔了进去。全民大炼钢和吃食堂，使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甚至一扫而光，连一些老百姓房前屋后和马路边的百年古松千年古柏，也被砍伐殆尽，造成了生态的严重失衡。一些水利工程如西梁渠、红岭渠、花园水库、太华水库等，动用了上千万劳动工日，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但因无水源而始终未有一点效益。 　　四、用阶级斗争手段推动经济工作，只能是搞乱了组织，搞垮了队伍，涣散了人心，最终搞乱了经济。 　　过去靠抓运动，人整人，不但经济没有发展，而且还伤了国家的元气。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全部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却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实践证明，不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用科学的发展观统揽工作，单靠抓阶级斗争终将一事无成。 　　五、不坚持以人为本，无视百姓疾苦，终究会被人民所唾弃。 　　历来人民和官吏的关系是水和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惟民之承”，顺应民心，说到底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以人为本的生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当权者也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戴，否则，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倒行逆施，必然会误国误民，害人害己，舟倾人翻。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在一次检查中曾痛心地说：“去今两年给了很大的破坏，农民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伤了元气，大量死人，妻离子散，绝了后代”。这种历史的悲剧，再不能重演。 　　中国共产党是最注重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不仅善于总结成功的历史经验，而且善于从总结错误和挫折中寻找适合国家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对于造成三年大饥荒和人口大量死亡的惨痛教训，我们党已经分析了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纠正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左”的方针政策，然而，教训并不是每个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都已经认识并能避免重犯的。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继续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需要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应该是很多的，但是我想以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够，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试点，因此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至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的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些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了重大损失。 　　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说明： 　　1.1958年9月11日西和、礼县两县合并，定名为西礼县，1962年1月1日西礼县又正式分设为西和县、礼县。随着两县的分合，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社）、生产队，亦有很大变化。本文有时称西和县，有时称西礼县，有时称乡，有时称公社，均系行政区划变更及时间不同的缘故。 　　2.两县合并时期的素材，本文尽量采用原西和县辖区事例。 　　3.本文有关西和县事例、数据资料均来源于西和县档案馆馆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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