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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知识群体向何处去?

http://www.CRNTT.com   2012-06-12 11:52:38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6月12日讯/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登载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中国的阶层与意识状况:政府知识分子与“左派”》,内容如下: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或者权力),而力量(或者权力)是要承担责任的。今天讨论知识与责任这个问题,主要是出于对中国目前知识界思想状况的深刻担忧。尽管中国继续被外界视为权威主义政治体系,但从社会意识形态来说,中国已经步入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一方面是好事情,这种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多元利益格局的反映。利益的多元主义必然导致思想多元主义。那为什么要担忧呢?

  第一、目前在中国存在的主义都是从西方进口而来。历史地看,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各种思想系统化,互相竞争来影响现实政治。但当时所有的思想和主义,都是源自于各诸侯国的实践,各种本土思想也意在影响各诸侯国的国家建设。就是说,各种思想都和现实相关,它们来自实践,不仅能够解释实践,而且也能指导实践。但现在进口的“百家”既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更不能指导中国的实践。思想决定中国的前途,思想的目的是指导行动,任何思想是行动导向的。如果这些进口的思想成为了官方主导的思想,会对现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随着全球化进程,西方思想也在全球化,中国也无意拒绝西方思想。不过,从近代以来各种进口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来看,人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尽管中国现在也面临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最主要的危机就是中国人,尤其是各类精英的思维或者思想危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转型之中。有很多问题是任何一个转型社会都会面临的普遍问题,但也有很多问题是国家战略和政策所致。这后一类问题往往和决策者的思维和思想有紧密的关联。且不说毛泽东时代所进口的思想例如“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对中国社会的毁灭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思潮,也在继续对中国社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只要中国精英层的思维和思想继续处于最近以来的“被殖民”的状态,继续让进口的思维和思想来主导改革的政策,中国社会继续面临无穷尽的问题。

  第二、各种思想已经表现为极端性。思想在各国之间流通不可避免,也有其必要性,但极端思想则会产生消极后果,极端的思想导致极端的行为。在中国,很明显,各种进口的思想正趋向极端。这尤其表现在左、右(自由)派之间。左、右派之间激烈的思想竞争,已经导致了两者的极端化。这种局面如果继续,有可能会超越中国的改革局面,而导向激进甚至革命的局面。

  第三、各种进口的思想早已经显现出其影响公共政策的取向。思想由不同的社会群体进口,而进口什么、不进口什么,则取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现状及它们所要追求的新利益。因此,思想始终和公共政策相关。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到今年的各种“左派”思潮,在这一点上都具有同样的性质。它们一方面追求自己可以获取利益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对这些政策给予了强有力的论证和辩护,使得社会的整体认为它们是在追求公共利益,而非自私利益。

  第四、各种思潮不仅和公共政策相关,而且也开始和社会力量相结合。只要是行动导向的,各种思潮必然寻求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一旦结合,就可实现“知”与“行”的统一,从而导向现实的改变。改变现实当然是目前的中国所追求的。但问题是向什么方向变化?如何变化?变化的获益者是谁?这些变化又会对中国整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必须回答。简单地追求变化,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大多数人不想看到的变化,甚至是必须努力加以避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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