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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伪照片”：周作人、林语堂等被蒸发

http://www.CRNTT.com   2012-06-30 10:09:06

4. 所谓“托派”的伊罗生（艾萨克斯）。在前述林语堂被“蒸发”的一张照片，即画册第78帧“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时合影”（杨杏佛摄）里，还人为地少了一个人——一个老外，即美国人伊罗生（《随笔》2007年第4期中薛忆沩的文章《两个“一分为二”的故事》讲的即是这一“故事”）。 　　关于伊罗生，李辉等翻译的美国作家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有《走在异域的先知》一节，就是描写伊罗生在中国的经历的。美国记者伊罗生，在中国革命最激烈和危险的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当时他是《大美晚报》、《大陆报》的记者，后来与宋庆龄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了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当年他还创办了一家《中国论坛》，以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而着称，如当时深陷国民党囹圄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就是在《中国论坛》上得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消息，遂由刘尊棋用英文写信给该报并转给“同盟”以获取援助。1934年，伊罗生因为反对在刊物上发表支持斯大林反托洛茨基的文章，与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发生了矛盾，结果被停止了经费资助，只好离开上海，赴北京与刘仁静接触，并写下了煌煌大作《中国革命的悲剧》。此后伊罗生离开中国，到“二战”时再度赴华，曾在重庆采访，——但未能获准赴延安采访。 　　1980年，伊罗生相隔近四十年后再度访华，这是通过宋庆龄的邀请而实现的，此后他又写有《重返中国》一书。伊罗生在这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的访华行程中，也留下了一些令他不快的感受，比如他行将离别时，特意给茅盾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感谢接待方（中国作家协会）和友人的热情招待，他说：在中国的观光和与旧友的相会，不仅使他了解了几乎一个花甲之后友人们的经历，也“使我能站在另一个不同的高度上重温将近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然而，伊罗生又向当时兼任《中国文学》主编的茅盾提出了一件令他不悦的事情，他在信中说：他发现最新一期的《中国文学》上，有一篇麦金农等写的关于史沫特莱的文章，文章附有一张老照片（案：这幅照片又见于1980年第11期《人民画报》），这张老照片他在上海参观鲁迅纪念馆时也发现有同样的一幅，不过，后者中却有着他当年的身影。伊罗生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北京时戈宝权也曾给他看过这张老照片，那也是一张“原始版”的，上面还有《中国文学》所刊登的照片中不曾出现的伊罗生和林语堂二人。 　　伊罗生因此十分敏感地觉察到：“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成了认为不存在的人。”于是，他在给茅盾的信中有些生气地说：《中国文学》上发表的照片“根本不可能是从你们的档案中找到的。它很可能是写关于史沫特莱的文章的作者提供的。我希望能问一下作者这张照片是从何处、什么时候得到的，以及作者所知道的有关这张照片的情况”。他还说：“我自己非常愿意得到这张修过版的照片的底片。” 　　至于这一张“原始版”老照片的历史背景，是1933年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总会在宋庆龄寓宅宴请萧伯纳，当时有八人与会，除主、宾之外有六人作陪，即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当时他们还在宋宅的阳台上合影，那是杨杏佛的作品。这张照片后来经过技术处理，删去了伊罗生、林语堂二人，成为“修过版的照片”。有意思的是，《鲁迅》画册的“照片说明”中引用鲁迅的日记，偏偏将这次聚会记为与会者“七人”，即“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伊罗生和史沫特莱竟然“合二而一”；在1976年7月再版的《鲁迅日记》中，又分明去掉了“伊（？）”，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伊罗生这个人了。对此，伊罗生说：“这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抹掉照片上的人物的创造发明在斯大林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常见的。有人告诉我在‘四人帮’时代也有这种做法。如果有人说，有哪个中国人认为必须用这种方法修改这张照片的话，我将会感到万分诧异。但我认为必须调查这件事，以便把问题搞清楚。”伊罗生如此较真，显然不仅仅是一时的冲动，他还在信中对茅盾说：“从内心来讲，我询问这件事并不是寻求对个人的修正。我并不存在着因为一张照片而被抹杀掉的危险，而且原始照片在上海以显着的地位陈列着。但目前中国正处在与过去的实践不同的伟大的转折中，在过去曾有对人的真正的或象征性的损伤。中国目前正转向实事求是。” 　　一如薛忆沩先生在《两个“一分为二”的故事》中所说：通过一张老照片中一个“反动文人”（林语堂）和一个“托派分子”（伊罗生）的“失踪”，历史就这样被篡改了，当然，“被篡改的历史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甚至是一种更深的历史。因为被篡改的历史更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的感觉和认识”。如此说来，伊罗生就毕竟是“老外”了，他陌生于即使是在“转向实事求是”的岁月中，在中国仍然有着许多的各类的“凡是派”。伊罗生早有“托派”的嫌疑，这在“凡是派”看来不啻就是“敌人中的敌人”了（关于“托派”以及中国的“托派”，那是需要另外来介绍和分析的了），于是，伊罗生还对茅盾解释说：“情况的确是这样，在那张照片拍过不久，我和林语堂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与那种政治以及和共产国际的那种政治方法分道扬镳。如果有人对这一小小的事实，对这些小人物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调查并讨论这些以往的分歧，弄清来龙去脉。” 　　这就是说：伊罗生认为自己与林语堂并不是同一类的人，同时，他也不否认自己与“那种政治”——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以及“共产国际的那种政治方法”——“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都不同的。不过，在当时，这些“分歧”还真是不易澄清的。于是，伊罗生在即将离开中国时，就不免有所遗憾或者怅惘，他对茅盾说：“就我个人而言，能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重访中国，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我曾多次听说在新的领导之下，中国正朝着每个人都有更充分的自由思考和写作的目标前进。我的确希望你们全体人都能在这条道路上快速前进。正是怀着这种希望我才写这封信请您注意这个问题。”后来，茅盾给他回了一封信，在信中茅盾是这样解释的：“《中国文学》杂志今年第十期刊登了一幅经过篡改的关于鲁迅、萧伯纳等人的照片，为此我深感遗憾。您在来信中说得很对，那张照片并不是来自我们杂志的档案中，而且篡改照片并不是我们的现行政策。您在上海已看到的那张未经篡改的照片陈列在显着的地方，可以证明这一点。”茅盾还说：那张修改过的照片并不是文章作者提供的，它出自新华社，而新华社又是根据那本1976年出版的《鲁迅》画册翻拍的。让人困惑的是，现在还有许多图书和刊物一直在引用、翻拍那本很成问题的《鲁迅》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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