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今日中国须力戒“专业问题政治化”

http://www.CRNTT.com   2012-07-14 09:20:07

笔者曾在很多场合总结过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三个转型：一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三是从封闭的社会向日益开放的公民社会的转型。就第一个转型而言，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国家都已有过经验，笔者去年在《转型的中国须扎扎实实研究欧洲》一文中已有阐述。 　　其间，德国从1870年到1914年的经验尤其值得研究。当时，德国也正处于工业化后二、三十年间进入城市化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其时，德国刚刚统一，各种内外压力也持续而来。再加上当时正是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用今天中国的政治语言来说，这是“敌对势力利用转型期的矛盾兴风作浪”。因此，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承受的压力，丝毫不亚于今天北京中南海里的人们。 　　然而，前些年凡是从中国到德国考察的人们，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德国，但最终却没有在德国取得成功？其间的奥妙就在于：俾斯麦执政的二十年间，既以政治的手段对待意识形态对手，同时更以专业的手法改善德国本身的社会问题，一系列今天在德国和欧洲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险、企业劳资谈判机制和社会自治措施，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所以，马克思虽然为自早期资本主义开出了“药方”，但作为“敌对势力”，马克思的“药方”去并没能在他的祖国开花结果，其背后俾斯麦的二十年可谓“功不可没”。因此，撇除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分歧，仅就事物的专业层面而言，俾斯麦的二十年在消除因转型而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是防止其“为敌对势力利用”方面，值得今天中国的当政者好好研究。 　 研究转型逻辑，回归专业本身 　　这就是笔者提出的观点，今天的中国，需要倡导“政治问题专业化”，而要防止“专业问题政治化”。一个原本看上去似乎十分复杂的政治问题，其实拆解开来看，是一个很复杂的专业问题。只要把专业问题的逻辑理清了，政治上的纷扰也就消解了一大半；但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对专业问题展开研究，或者当专业上无法提供解释和方案时，便只能诉诸政治情绪了。 　　当然，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就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而言，要较当年的德国复杂很多；但毕竟就所谓“敌对势力”而言，今天的中国远没有形成一股直接针对体制和政权的意识形态力量，这与当年俾斯麦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在安全领域里的维稳以及在舆论领域里的收紧，是典型的“专业问题政治化”的做法。从表面上看，中国今天面临的社会稳定问题确实很严重，但分解开来看，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两大类问题：一、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市场－政府－社会－法治”四位一体的关系没有理顺，尤其是政府高度介入市场所导致的腐败和贫富不均现象，成为社会情绪失控的主要来源；二、在由原来封闭社会向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过程中，忽略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也忽略了对社会的培育和信任。 　　上述两大类问题中，第一类问题来源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偏差。很长时间内，人们一直将市场经济误读为市场化了的经济形态。因此，中国市场经济前些年存在着严重的迷信市场化的偏差，对此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难咎其责。这些学者早年学的都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深知其弊端，但却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盲目迷信“市场化能解决一切”，并因此而影响了高层，由此严重忽视了政府须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功能。今天政府公共服务产品和角色缺位皆源于此。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形态又绝非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是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需认真转型的“怪胎”，其特点是政府依然强势主导。迷信市场化导致政府角色严重缺位，而“怪胎型”市场经济又导致政府角色严重越位。缺位的是政府应该承担的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功能，而越位的则是政府应该退出的对市场的控制。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